公共知識份子與學術自由

廣義去說，學者是指任何在一個學術範圍內，按這學術範圍的假設、原則及方法，對這學術範疇內的議題進行研究並發表研究成果的人。狹義去說，學者是指那些進行上述學術活動的人，是在大學內任職的教研人員。

學者的研究成果發表的地方主要會是在學術會議、學術期刊及學術出版社出版的學術書藉。但學者發表研究成果的地方也可以是一般市民都可閱讀到的報刊、雜誌、電子媒體、網誌等面向整體社會的公共空間。不少學科，尤其一些與社會關係緊密的學科，其研究的對象就是社會中的人，其研究成果對社會內的人都會有實質影響，其研究的目的就是要改變社會內的人，故發表研究成果不會只局限於學術圈子內，更要擴展至面向整體社會。當然因應對象不同，研究成果的表達方法及表達的重點也會不同，但目的仍是一樣，就是令學術研究的成果能發揮應有的作用，對學科及社會帶來有益的改進。

近年大學大力推動知識交流(knowledge exchange)，就是希望大學內的學者把學術研究的成果移植應用至學術圈子外的社會各層面如工商業、政府及公民社會。故此，學者把學術研究在面向整體社會的公共空間發表，那並不改變他工作的性質，他仍是在進行學術活動。不過，別人可能會把這方面的學術活動以另一角度去理解，或稱進行這方面工作的學者為公共知識份子。

誠然有學者會加入政黨、參與選舉議會議席、及協助政黨爭取政治資源。在進行這方面的工作時，他也必然會運用從學術研究中所得著的知識，故他在這些工作中發表的言論可能並非學術活動，而屬政治活動。但學者在這些直接與選舉有關的政治活動以外發表的言論包括了評論政府政策的言論，若是按著學科的假設、原則及方法而作的，即使是與一些政黨所推動的政策或價值是相近，那也不能把他們在公共空間所作的一切都全部劃為政治活動，應仍可屬學術活動範疇內。

當然，學術的研究成果，無論是在學術圈子內或是在公共空間發表，學術之為學術就是它必須接受批評、建議、修正、甚至乎被推翻。但無論是在學術圈子或是在公共空間，要批評學術的言論，合適的方法是針對這些研究成果是否符合學科的假設、原則及方法，或是這些研究成果對推動學科研究發展或改進社會是否有裨益。不合適的批評方法是在沒有証據下，指控學者發表研究成果是有不良動機，或是有政治目的（幫助一些政黨在選舉中取得政治利益）。

當然，在香港言論自由的保障下，學者在公共空間發表的言論和對這些言論作出的批評，即使是上述說的那些不合適的批評，全都是得到法律保護的，除非當中涉及誹謗的成份。

因學者的學術研究對學科及整體社會的發展都有可能有裨益，為了令學者可以不受干擾地進行其學術工作，包括了進行學術研究及發表研究成果，他們還受學術自由的保障。這可以說是社會重視學者及其進行的學術研究所給予的額外保障。

怎樣才構成干預學術自由呢？在有關教育學院被干預學術自由一案中(Secretary for Justice v. Commission of Inquiry on Allegations Relating to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Education HCAL 108/2007)，法官指出即使是一名高級政府官員對學者提出批評，那也不必然構成限制了學者的學術自由及言論自由，除非這些批評直接或間接地對學者或他所屬的學術機構構成了一種威脅，令他們認為有可能因所進行的學術活動而會受到懲處 。

            按著這些理解，最近有中央政府官員及一些報刊對香港一些學者在公共空間所發表的研究報告及言論的意見，視乎其評論的基礎，應仍不屬干預學術自由，而只屬對學者的學術研究成果，作出了一些合適或不合適的批評。這都還是在言論自由的保障範圍內。只是更理想的是一些不合適的批評還是少作，令討論（包括了在公共空間內）可歸回到學術討論的層面，也可減少對學者產生一些不必要的疑慮，這對香港整體社會的益處會來得更多。

派錢與關愛

上一財政年度，政府因有大量盈餘，向全港市民每人派錢六千圓。今年政府應也會有大量盈餘，但今年可能不會再派錢，因在上一回派錢後，不少意見都認為政府只是在政治壓力下才派錢，本身並非慎重的財政措施。不少人期望政府應作出更多長遠支出，以幫助香港市民。

但要大幅加大長遠支出，因香港的財政結構問題，不少盈餘都是來自不穩定的財政收入，政府難以保証每年都會有大量盈餘以支付加大了的長遠支出。另外，《基本法》一百零七條規定特區的財政預算要量入為出、力求收支平衡，避免赤字，因此政府不能輕易承諾加大長遠支出。這也是政府在有大量盈餘下，選擇了派錢來還富於民。而實際上在上一回派錢後，不少基層市民的確是因派錢而取得直接、即時的幫助，解決了他們一些當前的生活問題。

對派錢最大的批評是把錢也會送到一些沒有真正需要的人，因貧人富人都可同得派錢。要針對這問題，我建議每一財政年度，若政府有大量盈餘，政府都可按盈餘的數目，定出一個相應的派錢數額。但以後派錢，可讓市民選擇把全部或部份金額注入關愛基金。

這建議可達以下目的：一、還富於民，但讓那些較富裕的市民自行決定把錢再注回，能幫助有真正需要的市民，令錢可用得其所。二、政府可與公民社會合作，透過宣傳及民間的討論，鼓勵市民以行動實踐關愛，幫助社會裏有真正需要的人，培養捐獻的文化。 三、讓關愛基金能有新的資金注入，令其可繼續其具創意的扶貧工作。

台灣總統大選

台灣剛完成了第五次總統的民主選舉，國民黨的馬英九以多出八十萬票勝出。經過十多年實踐民主的經驗，這一次的選舉証明了中國人在經歷過一段實驗及學習過程後，是能夠孕育出相配應的人民素質，有能力去實行民主憲政。

最能顯現出中國人能培養出憲政的文化，不是馬英九保持著其清廉形象，在這幾年施政雖被嚴厲批評的情況下，仍可以相當大的票數差距連任；反是從在蔡英文領導下但輸了的民進黨，能夠浴火重生中看到。

民進黨一直給人的感覺，並不能體現一個在民主憲政下的政黨所應有的素質。在國民黨專政時期，民進黨人長期受到打壓，當台灣開放黨禁並逐步實行民主選舉，民進黨就利用國民黨內部的分歧，透過鼓吹族群矛盾，並巧妙地進行選舉工程，而最終能取得政權。但一個長期處下風的政黨，一旦掌權，卻未能實現其承諾的政治理想，反是陷入其批評的國民黨的貪腐深坑，致出現陳水扁的貪腐事件，終導致陳水扁落任總統後要鋃鐺入獄，民進黨亦要把政權交回經馬英九變革後的國民黨。這就好像一個媳婦長期受婆婆惡待，心裏滿有不平，本應最能理解為人媳婦之苦，但在自己當上婆婆時，卻延續其婆婆惡待媳婦的循環。

馬英九領導的國民黨其實也是經歷八年失去政權的痛苦經驗，才能痛下決心變革，把國民黨百年的老店改過來，一洗貪腐黑金的形象，才可以在四年前大勝民進黨，重奪政權。被陳手扁的貪腐一腳踢進了谷底的民進黨，經過四年的努力，蔡英文讓民進黨能一步步地重新站起來，且不再使用過去的選舉技倆去爭勝，而是堂堂正正地以理性的態度去討論施政。民進黨雖敗，但輸得有風度，且贏回一個黨格。

馬英九領導下的國民黨及蔡英文領導下的民進黨在今次的選戰，雖不無瑕疵，但至少向全世界（包括了中國大陸）展示了，即使讓中國人手握選票，我們是有能力及涵養，理性及智慧地以手中的選票去選擇我們的政治領袖，不一定會訴諸民粹、暴力或詭道的。

香港人的多元身份認同

最近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又再引起爭議。有些人認為把香港人的身份與中國人的身份區分開，會令中港矛盾加深，甚或是鼓吹港獨。但這種評論卻忽略了香港人身份認同的多元性。

香港人及中國人這兩個概念都是含糊的，故我採用較準確的法律定義。香港人應理解為按《基本法》定義的香港永久性居民。中國人則按《中國國藉法》定義的中國公民。在香港的獨特歷史背景及政治環境下，要理解香港人及中國人的身份認同，還得加入血統即華裔的元素。中英聯合聲明中方備忘錄列明：「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法，所有香港中國同胞，都是中國公民。」

按這些元素，產生了第一重香港人的多元身份認同。在香港，我們至少有五類香港人或香港永久性居民。第一類是華裔的中國公民。這一類可能佔大多數，也就是有些人的意見認為香港人必然是中國人，故調查香港人的身份認同時把香港人與中國區分開是沒意義的原因。先不論這點，但香港人卻肯定不只這一類，至少還有以下的四類。

第二類是非華裔的中國公民。根據《中國國藉法》第七條，外國人（主要是指非華裔的人）可申請加入中國藉。在香港就有些非華裔的人如此做，成為了中國人，但他們這樣做的主因是基於與香港的長期聯繫而不是與中國整體的聯繫。

第三類是一些原先是華裔的中國公民（即第一類香港人），但之後因在外國取得外國國籍，而不再是中國公民。按《中國國藉法》第九條，定居外國的中國公民，自願加入或取得外國國籍的，即自動喪失中國國籍。但按全國人大常委會對中國國藉法適用於香港而作的解釋，香港人即使取得外國國藉，他們仍會被視為是中國公民，而不會因取得外國國藉而自動喪失中國國藉。但《中國國藉法》第十條是容許中國公民經申請批準退出中國國籍的。事實上有一些第一類香港人在取得外國國藉後是退出了中國藉的。

第四類是華裔的非中國公民。這一類香港人可能是因祖先是從中國大陸移民到歐、美或東南亞國家，本人在出生時已按當地的國藉法成為了該國的公民。而《中國國藉法》第三條規定中國不承認雙重國籍，故他們雖是華裔但不符合中國公民資格。但這些人之後基於各種原因如工作、讀書或婚姻等理由來到香港定居，成為了香港永久性居民。還有一些是父母是第一類香港人，移民定居至外國取得外國國籍，父母本人雖可保留中國國藉身份，但按《中國國藉法》第五條的規定，因其父母定居在外國，而本人出生時按當地的國籍法取得了外國國籍的，就不是中國國籍。他們之後隨著父母回流至香港定居、升學及工作而成為了香港人。

第五類是非華裔的非中國公民。這包括在特區成立前或之後，基於工作、婚姻或其他原因來到香港定居的外國人。這也包括幾代在港定居的印、巴裔人士。第二至第五類香港人佔香港人的總數有多少，我沒有確實數據，但肯定並不是在統計學上無足輕重的比例。至少對這四類香港人，無論他們是否中國國藉，他們對香港人身份的認同必然遠高於他們對中國人身份的認同。

但即使屬大多數的第一類香港人，同時談香港人和中國人身份認同是否就沒有意義呢？這就涉及第二重香港人的多元身份認同的問題。我多次提到，香港是一個多元的社會，而在後現代的世代，每一個人是同一時間擁有著超過一個身份的。我既是香港人，同是中國人，亦是一個基督徒、也是世界村的公民。這些不同身份並不一定互相排斥，更因它們同時間出現於同一人的意識內，他必會儘可能讓這多重身份的認同和諧共存，構建成生活在多元社會內的一個複雜但整全的人。但在他們多重的身份認同中，人會在不同的場境下，還是會選取某一個身份認同在那場境是最重要的。要了解香港人在一般的處境下，會否選擇香港人的身份為其優先的身份，並不一定是要鼓吹他輕看其中國人身份。他們可能是非常看重其中國人身份，只是相較上更看重其香港人身份。

因此，若我們能掌握香港人的身份認同是可以有著上述兩重的多元性時，對在研究香港人的身份認同時要把香港人與中國人區分，就不是沒有學術上的意義，及未必有任何政治動機。

由反對派到執政

泛民主派完成了特首選舉的初選，最終民主黨的何俊仁勝出。但相較起來，落敗的馮檢基，其實在今次的表現，我認為是更好的。在整個過程中，馮檢基至少表現出他是以參選特首的心態去闡述政綱及參與各個選舉論壇，但何俊仁在過程中不斷提到泛民主派不要奢望可在今次特首選舉中當選，今次參選只是為了要迫建制派的參選人不得迴避敏感的政治議題。

當然，在現有的制度下，泛民主派在今次選舉是不可能當選的，但若泛民主派仍然如何俊仁般，單純以一種反對派的姿態參與香港未來的民主政治發展，即使在一七年香港能有真的普選去選舉特首，泛民主派的候選人也不可能當選。

到現在為止，大部份的泛民中人，都仍是以一種反對黨的心態參與香港政治。嚴格來說，泛民中人應是連反對黨應有的心理狀態還未具備，而仍然用一種壓力團體的心態來參與香港政治，只著眼於對政府提出批評及監察。若是一個真正的反對黨，如在英、美民主體制下的反對黨，因在未來他們是有機會執政，故在對政府提出批評及進行監察時，仍會有著自己有一天會執政的想法去提出意見。當對個別政策提出看法或另外的建議時，因若自己一旦當選，那就要把這些建議實行出來，就必須慎重考慮其可行性及能否與全面的施政相配合。

公眾對泛主派的印象仍是他們只懂反對，不懂執政。即使在一七年泛民主派能成功派出候選人與建制派候選人進行公平競爭，讓香港選民自由選擇，泛民主派候選人被選上的機會也不會是高的。

唯有從現在開始，趁著今次特首選舉會有真正競爭的機會，調整心態，用未來五年時間，把泛民主派由壓力團體的心理模式提升為真正的反對黨心理狀態，並提出全盤的治港方略，整合民間團體、學術界及各個泛民政黨，建立一個團隊，成立影子內閣，為有一天要執政作好準備，泛民主派才能為香港民主政治帶來真正的希望。 

市場化對中國社會的改變

從十九世紀面對西方列強入侵開始，之後經歷多番政治、經濟及社會的大變動，中國社會已經有了很大的改變， 至少中國人已不再接受以封建世襲的方式來指定由誰來掌管國家的軍政大權。但這不代表中國社會脫離了仍要仰望由一位強人去帶領國家走向富強的思維。若不能從這種思維解脫出來，中國的民主憲政仍會是遙遙無期的。不過，過去三十多年在中國進行的經濟改革，尤其是市場經濟所佔比重愈益重要，已對中國社會帶來長遠的改變，令朝向民主憲政的政治改革出現的機會增加。

市場經濟所帶來的改變，並非直接與政治制度有關，更見於社會結構及日常生活的層面，包括以下幾方面。一、市場令機會增加，因每一公民都可嘗試在市場中開創事業，而不一定要在國家機構中工作謀生或依附於集體組織。這也是說個人的空間會隨著增加，至少是在經濟活動的層面。 市場經濟所製造的機會，讓更多人可擁有自己的財產及物業，使人們可自給自足，至少在經濟層面上不用那麼依賴政府，減弱了國家政府在人們心目中的權威地位。

二、但因不少新的機會都只在城市中出現，故市場化亦同時加速了城市化，令農村人口大量移居至城市。這方面的發展對中國傳統社會結構的改變是相當大的。過去中國社會是依靠緊密的家庭網絡來提供很多的社會保障，即當家庭網絡的成員在生活上踫到需要或風險時，其家庭網絡就會為成員提供人身、經濟、以至心理及其他方面的幫助及保護。但當人們要移離他們的家庭網絡到城市去尋找機會時，家庭網絡這種社會保障功能就失落了。當人們在市場中面對風險或要尋找幫助時，他們就只得轉向政府求助，這也是導致中國人民對政府要求愈來愈高的原因。

但人們和國家及政府的關係，與以前比較，已出現了很微妙的變化。過去人們自覺是屬於國家機構或集體的一部份，依賴著所依附的國家機構或集體，故即使有所求時，也好像是兒女向父母要求幫助一樣，不致會太過對立，亦會較容易接受國家及政府的決定，即使是對自己當前利益是不利的。但在市場化後，很多人已脫離了國家機構或集體，取得了相對獨立自我的身份，故當有需要向政府提出要求時，更強的自我意識會令訴求加入更重的權利色彩，認為政府有責任去滿足他們的需要，令政府所承受的壓力大增。若政府不能滿足這些訴求，出現抗爭的機會亦會增加。人們對政治權威的態度因而產生了很大的轉變，再不能單純由上而下，國家及政府必須考慮人們這些源自個人權利的訴求。

三、當要發展市場經濟，那就要確保市場能順暢運作，而資訊自由對市場順暢運作是相當重要的。故當中國要進一步完善化市場機制時，無可避免地要讓資訊流通變得更自由。資訊自由不只會把有關貨物及服務的交易資訊傳遞到人們手上，人們也會得著其他方面的資訊，尤其是其他國家社會的管治狀況。有了這些資訊，人們會掌握更多的觀點去評價當前中國的各種管治問題，而不會完全相信由官方所提供的資訊，質疑政府的做法大增，也削弱了政府所享的權威。

四、市場生產了更多選擇，可讓人們自由挑選。起先人們可能只是樂於見到選擇多了，但當習慣之後，他們就會認為有更多選擇是他們的權利。若在市場上少了選擇，他們就會覺得權利受損。人們在經濟層面有了更多自由，那不一定即時轉化為在政治層面也要有同樣多的選擇的要求，但長遠卻在人的心中種下了他們是有權選擇的意識。

在起先人們可能只在某些經濟活動有多種選擇，但當能有多種選擇的範圍逐步擴大，逐漸地人們會期望所有經濟活動都得讓他們有多種選擇。但在某些行業，政府可能為了保障國營企業或一些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拒絕開放市場讓人們能有多種選擇。當人們看到行業壟斷是基於政府的偏幫時，那在經濟層面要有更多自由的訴求，就有可能逐步滲透至政治層面。

        總體去看，中國經濟愈是走向市場化，中國社會也必然會變得更自由化，亦會改變人們長久以來對政府及政治領袖的權威的看法及信念。

變與不變

人類有兩種傾向，一種是向外開拓的傾向，另一種是向內保守的傾向。有著外向開拓傾向的可稱為「外向人」；有著內向保守傾向的可稱為「內向人」。

外向人常充滿著一股要離開本土去探索新的事物及土地的內在推動力， 這動力是源自他們不滿足於不變的狀況，故常追求改變。由於長期逗留於同一處會使他們感到沉悶，故他們就有著一種向外尋索新事物的內在需要。這種傾向令外向人踫到與自己很不同的人及社群，因而與這些人或社群建立起聯繫。外向人渴求透過這種與外界的聯繫，與其他的人類社群進行各類型的交換，包括了貨物的交換，也會有文化及價值的交換，因這會讓外向人得著新的物質及訊息，滿足他們內在不斷求變的需要。不斷求變的傾向及需要亦會促使外向人要求更多、更快及更遠地向外開拓、聯繫及交換。

內向人則滿足於由多年傳統累積建立起來的現狀，故沒有要向外開拓的需要。他們更會對能長久保留著這些傳統而感到自豪，因而對改變是有著惰性的。更因他們有著這種保守的傾向，故當他們碰到外向人在向外開拓的歷程中來到要求建立聯繫時，他們的傾向是拒絕這種要求。他們亦抗拒與外界進行貨物或價值的交換，因他們並不需要這些新的事物及價值；它們更可能會損害由傳統建立起及維持著的社會現狀。

某一些人類社群主要屬外向型，也有人類社群主要屬內向型。在同一人類社群眾中，也會有一些人屬外向型，另一些人屬內向型。即使在同一人中，他也會同時有著外向及內向的傾向，只是某一傾向會在某一刻是他的主導性向。

不少人類社群之間的衝突正是源自外向型社群與內向型社群眾之間的矛盾。亦有不少人與人之間的衝突是源自外向人與內向人之間的矛盾。全球化的矛盾亦可說是源自人類及人類社群這兩種傾向之間常存的矛盾。

中國不會有「金正恩」

北韓最高政治領袖金正日逝世，從電視看到北韓全國人民深切哀悼，其面容仍幼嫩的兒子金正恩，掛著哀傷的表情，在雪地扶著靈車送別父親。金正恩之前雖沒有任何政治經驗，卻繼任為北韓的最高政治領袖，是金氏第三代在北韓掌握政治上權力最高的位置，至少是名義上。

外界對北韓的政治狀況認知有限，但按常理推算，金正恩個人在此階段應還未享有政治實權，實權應是由多位輔政的軍政老人共同行使。金正恩之後能否真正掌握實權，就可能要經過一段時間的政治更替及權力鬥爭後才知道。但從北韓到了這時候，仍要把一名沒有任何政治經驗的「幼主」推出來擔當最高政治領袖，或可看到北韓現在所處的，仍屬前現代的政治狀況。

以北韓高度軍事化及對人民管制嚴密的管治體制去看，人們能實質反對現政權的機會應不會太大。但任何政權也不能單靠強權來維持管治，它也必須在人民心目中享有認受權威 (legitimate authority)，政權才能得以持久。北韓雖號稱是一個共產國家，但從北韓現政權仍要在前領導人的安排及吩咐下，由前領導人的子嗣繼任，就可看到北韓仍是一個依靠封建血裔來為政權產生認受權威的社會，與前現代的帝皇時代相似。

從外界看，這是難以想像的，但一個政權的認受權威，並不是按甚麼客觀標準釐定，而是由當地人民的政治文化來決定。若當地人民接受由前領導人的子嗣繼位，那麼按這安排而產生的新政治領導層，就在當地享有認受權威。我們無從知道北韓人民是否真心認同這種認受權威，但北韓現政權選擇這樣做，至少是他們認為這在當代的北韓社會中，在政治上仍是有用的。

相較於中國，由前領導人的子嗣繼任，應不可能再在中國的歷史中出現。在滿清最後一位皇帝宣統之後，中國已沒有一位政治領袖是可基於封建血裔來為自已贏取認受權威了。所有意圖稱帝的（如袁世凱），都沒有好下場。中國人的政治文化中，已至少是拒絕了由封建血裔來產生政治權威的政治體制。但這不代表中國人已拒絕了強人統治。

北韓的權力交替模式還可理解為是依靠另一種認受權威源頭，就是由具強大政治魅力的政治領袖指定繼任人，而繼任人所享有的認受權威，至少在繼任初期，並不是依靠他自己個人的能力或魅力，而是建基於人民對前領導人的絕對信任之上。當然這種認受權威可以是相當短暫的，當人們對前領導人逐漸淡忘，或看到繼任人多方不及前領導人，他們對繼任人的支持就可能逐步減弱。繼任人若不能為自己及新的領導層找到另外的認受權威源頭，其政權的認受權威就會逐步削弱，令管治出現困難甚至危機。

中國雖不會再以封建血裔來為繼任人建立認受權威，但由前領導人所指定的人來繼任，而繼任的新政治領導還是要依靠前領導人的強大政治魅力來為自己提供所需的認受權威，卻在上世紀七十年代至近年，仍是在採用中。在毛澤東死後，由他指定華國鋒接任，就可看到最清楚的例子。另外，鄧小平先後指定胡耀邦、趙紫陽、及江澤民為中共的最高政治領導，也在在顯明他們各人本身的認受權威，都在一定程度上是要依靠源自鄧小平個人所享有的認受權威。甚至中共現任的最高領導人胡錦濤，也盛傳是由鄧小平「隔代欽點」的。

中共下一代的政治領導層會在今年產生，相信這會是中國歷史中，在政治權力的更替上，上一代政治領袖產生作用較少的一次。一方面是因為上任的政治領袖包括江澤民及胡錦濤，他們本人都不如之前的毛澤東或鄧小平般享有那麼強大的政治魅力可「過戶」給繼任人。另一方面，即使是在中共裏面，其政治文化也已發展至一個階段，再不可能是由一位政治領袖說了就算，讓上任的政治領袖去指定繼任人。

相較於北韓，經過百多年的政治演進，中國社會的政治文化是前進一點的。可能有人會說，這一點有甚麼值得說，中國的現狀離現代管治體制及其採用的認受權威，仍有很大差距。誠然這是對的，但我相信，從憲政發展的角度看，每一步的進展也不要輕看，因當前看來是很小的一步，卻可能是以後重大轉變的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