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港差異系列之五:普世價值與中國特色

中港之間的差異除了見於他們怎樣看香港現在所處的管治危機的性質及對「一國兩制」的解讀外，還見於他們如何看普世價值應用至中國社會的情況。

簡單去說就是他們是否相信或看重普世價值，及在中國進行現代化的歷程中，應受到普世價值多少的規範；及中國社會本身的特色是否可蓋過這些普世價值或至少是在這些普世價值引伸至中國社會時得因應中國社會的特色而有另一種解讀。

普世價值是整體人類社會基於人類個體或人類群體的共通本質或需要而發展出對人類個體及群體的期望，在經過漫長的歷史而逐漸被普遍接納的一套作為指引人類之間及人類群體的之間關係的價值標準。最好的例子莫過於一九四八年聯合國大會通過的《國際人權宣言》。當中所包含的各種人權成為了當代的普世價值。其他的普世價值還包括民主和法治。

當然對那些價值能達普世價值的層次，也不是沒有爭議的。各普世價值的演譯也有寬緊。普世價值並不是要求所有人類群體都必然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去把價值的內涵引伸至群體內。人權的標準亦會考慮個別的人類群體本身的地理、歷史、文化、政治、經濟、社會等特點而容許不同的人類群體有不一樣的體現各項人權的方法。但重點是這些演譯上的差異卻不能偏離那一個價值的核心內容。

有說法指不少普世價值是在先在西方社會中發展出來，故現在所說的普世價值其實是西方價值，因此當人們在談普世價值時，那只是強把西方的一套加諸非西方的世界，是一種西方的文化霸權，只是用來延續西方國家的政治及經濟霸權。無疑不少普世價值是源自西方，但一旦一套價值經一些國家的經驗，驗証它們是能反映人類共通的本質、需要或期望，又為整體人類社會接納，那麼它們的源頭是那裏並不再重要。

中國特色是指中國在決定本身的發展歷程及模式時，基於本身的地理、歷史、文化、政治、經濟、社會的情況而有的一套專屬於中國的一套價值標準和方法。鄧小平發明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正是當代講中國特色的始祖。近年中國特色的說法愈來愈多被引用來解釋中國有異於其他國家處理不同社會問題的方法。

當然中國特色並不一定排除普世價值，「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說法本身就是要突顯中國所實行的仍是社會主義，而社會主義也可說是包含了一套普世價值的思想，只是要考慮中國社會本身的情況去定出社會主義在中國具體實施的過程及方法。在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中國政府亦開始採納人權的語言，在零四年更修憲把保障人權加進憲法內。

近年更有說法把中國現代化的模式發展成為一套「中國模式」，以它來抗衡西方的一套發展模式，甚至可把它推廣開去，成為其他發展中國家在選擇發展模式時，在西方的發展模式以外的另一選擇。這樣，中國特色更轉化為一種普世價值了。

香港的一代相對於內地的一代，可能較相信普世價值的存在及更看重普世價值，並較抗拒以中國特色的說法去作為借口不在香港的制度發展中引用普世價值。內地的一代相對上會對普世價值是否存在持較強的懷疑。即使是接受普世價值的，也相對上會把普世價值看得較輕，或更傾向引用中國特色去解釋為何香港的制度發展不一定要照搬西方的一套。香港作為中國社會的一部份，在引用普世價值時可因應中國社會的特色而有另一種解讀。

這種分別也能解釋在設計香港政制發展的方法及進程時，中港之間存在的分歧。香港的一方希望能把西方行之有效的民主選舉制度、三權分立制度及多黨競爭的政黨制度儘快引進到香港來實施，但內地的一方卻質疑這些西方式的政治體制未必適合香港，而香港是可以發展自己一套帶有中國特色的政治體制的。雙方之間的分歧看來是相當明顯。

但其實從上述關於普世價值及中國特色的論述，除非是採納相當極端的立場，相信普世價值的人也會接受普世價值在引伸至個別的人類群體時，因應個別群體本身的地理、歷史、文化、政治、經濟、社會等特點是可以有不同的體現方法，那是不違背普世價值的信念，只要演譯不偏離價值的核心內容就可以了。

同樣地，即使是相信中國特色的，除了極端的信徒，也不會說要把一些普世價值完全排除出去，而中國特色的精粹正是在一些普世價值上加進本土的特性，以配應中國社會的獨特有異於其他社群的情況。因此，相信普世價值與中國特色的，實際上的分歧並不是想像中那麼大。

分別可能是在於對普世價值的詮釋時，相信中國特色的會選取一個詮釋更傾向於接近中國情況，再加進更多本土的特色去進一步演譯具體的實施方法。而相信普世價值的在詮釋普世價值時，未必會選取個能更反映中國情況的，而在設計實施細則也未必會引入那麼多的本土考慮。因此，普世價值中必然是有著中國特色，而中國特色中也必然是有著普世價值的。

在這一系列探討中港差異的文章中，我最希望是要指出中港雙方，雖因走過不同的歷史路徑，大家誠然也在視點上有著根本的不同，但到了操作層面，雙方的差距並不是如想像中那麼大的。故此，我深信只要雙方能用更開放的態度去增強相互的了解，在香港的發展的路向上並不必然是不可調和的矛盾和分歧。

海底隧道

西隧最近加價，而東隧又申請大幅加價，看來紅隧的擠塞情況必會大幅增加。對於怎樣處理三條海隧交通不平均而導致紅隧道嚴重擠塞的問題，一直是公眾關注的重點。

因東隧及西隧不是由政府擁有，那令問題更複雜。不少人都提出政府回購東隧及西隧，好讓政府能透過調整隧道費，把車輛由紅隧導引至東隧或西隧。但決定這是否最好的方法及尋找其他可行解決方法前，我們要先釐清處理海隧的管治目的是甚麼。我相信最根本目的不是要補貼任何人或任何財團，而是要改善三條海隧整體的擠塞程度，透過減少所有人累積起來的交通時間來減低香港整體的社會成本。這是相當重要，因在計算應付出多大代價去改善三條海隧的擠塞情況，就要看從中的得益能有多大。

若這是管治海隧的目的，在構思解決方法前，還要有一些考慮。第一個考慮點是處理海底隧道的交通問題並不只是隧道本身流量的問題，還要考慮與隧道連接的道路網絡。以西隧為例，單看管道的流量看來是不高，但若大部分使用西隧的車輛都會駛向中環方向的話，那麼用方法把更多車輛導引向西隧，那就會導致進入中環的道路擠塞更嚴重。這更可能波及其他道路網絡，造成更大規模的擠塞。

因此應導引多少車輛至西隧或東隧，就得先處理連接的道路網絡的交通承載量。更根本的方法是改善連接的道路網絡承載量，興建中環繞道就是要達到這目的。但這是需要時間，中環繞道要到了在二零一六年才通車。另一方法是減少車輛駛向中環，但那就涉及整體的規劃。要這樣做，就得把香港的政經中心分散到其他地區，但可行性及所需時間就更難更長了。

因此，調節隧道費這短期的解決方法是有局限的。下星期續談其他考慮點。

中港差異系列之四:中港差異：「一國」v.「兩制」

這幾星期我都是在想著這些問題：中、港兩地知識份子在思考中港之間關係時在那些方面出現差異？甚麼原因導致這些差異出現？這些差異能否調和？

我去想的不是如何去消除這些差異，因沒有這需要也不可能，只要這些差異不會做成矛盾衝突就可以了。差異的形成是由於兩地的人走過不同的歷史路徑，以致他們用以觀察、認知、分析世界的視點不盡相同，所見到的自然就有差異。

上星期集中談了他們在香港現在所面對的管治危機的性質、成因及解決方法上有的差異。但這差異可能源自及反映他們在看「一國兩制」時更深層次的差異。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我已撰文提出「一國兩制」有兩種觀點的說法。一種可稱為「一國觀」，另一種可稱為「兩制觀」。(註)

持「一國觀」者所看重的是「一國兩制」中的「一國」。在考慮中央政府與特區關係時，都會傾向於維護中央政府的利益和需要，強調中央政府必需能維持其對香港的主權及中國的統一。相反地持「兩制觀」者，則會更看重「一國兩制」中的「兩制」。在考慮中央政府與特區關係時，他們則會傾向維護香港的利益和需要，強調特區必需能維持其在內政上有限度的獨立和自主決策權。

「一國觀」與「兩制觀」主要的分別有兩方面。第一方面是關於「一國兩制」的本質及目的。對持「一國觀」者來說，「一國兩制」是一個以「兩制」共存於「一國」內的統一中國政策。這政策是由中國共產黨所制定。「一國兩制」的根本目的就是要統一中國。容讓「兩制」於「一國」之內只是統一「兩制」於「一國」之下的方法而已。「兩制」的主要功能就是要實踐統一。若這一個功能不再存在，設立「兩制」這安排將失去意義。基於這本質，特區所享有的自治權的範疇及行使方式，必不能讓「兩制」的安排威脅到「一國」的權威。

若持「一國觀」者看「一國」是目的，「兩制」是手段，那麼持「兩制觀」者就正好相反，「兩制」是目的，「一國」是手段。他們接受在中國共產黨管治下之「一國」的統治，只是為了要維持特區的社會和制度之獨特點這根本目的之一種手段。持「兩制觀」者相信特區的人民享有維持其社會與制度特點是他們的權利，是一項屬於少數人的權利，以使他們在大多數政權統治下的權益得到完全的保障。但由於政治獨立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故唯一選擇就是在香港設立少數人權利的保障制度。「一國兩制」的重要性就是在於要在特區設立一套制度保障特區人民的權利。

持「一國觀」者想用「兩制」來實踐「一國」，持「兩制觀」者是卻想用「一國」來實踐「兩制」。因著大家的起始點是不同，很自然地各人的結論也會是很不同。

第二方面是關於特區享有自治的性質。持「一國觀」者看自治是指特區必須在中央政府的監督下行使其自治權。這種自治觀可稱為「監督下的自治」。若「一國兩制」的主要目的是要維持「一國」的主導角色，特區所享有的自治範疇必須受到限制。特區必不可擁有足以挑戰中央政府主權地位的權力。雖然特區可施行其本身的制度，在「一國兩制」下的自治安排必須能照顧此需要。中央政府當擁有多種渠道以監督特區如何行使其自治權力。

但對持「兩制觀」者來說，特區人民能維持其社會與制度特點是他們的權利，故相信特區人民有權決定自己的內政事務。自治地區在其自治範圍內應擁有完全的決策權，中央政府不應干預。中央政府並不是在特區之上，而是特區的伙伴，特區並不是在中央政府之下。特區只是與中央政府合作一起進行管治，各有其權限，它們之間所存的關係，主要目的就是要容讓特區能保存其特點。

持「兩制觀」者可以接受特區有否超越自治範圍是受到監督的，但若中央政府要干預特區在純粹屬自治範圍內的事務的決定時，那就會被看為是干預特區的內政和侵犯特區人民的少數人權益。在處理有否超越權限的問題時，持「兩制觀」者會要求由一個獨立的機制，根據客觀的標準，來裁決特區與中央政府之間的糾紛。這程序不應由中央政府壟斷。這機制應也有權裁決中央政府有否不適當地干預特區行使自治範圍內的權力。但這對持「一國觀」者來說，這是絶對不可以接受，因他們會認為那無異是把「兩制」置於「一國」之上。他們認為中央政府對其本身或是特區是否有超越權限是擁有最終的決定權的。

當然，內地的多會是以「一國觀」看中港關係，而香港的則多會是以「兩制觀」來看中港關係。這兩種對「一國兩制」不同觀點間的差異，由八十年代開始在一系列的中港爭議中，包括了中英談判香港前途、基本法草擬、過渡安排，內地子女居留權、廿三條立法、落實普選等，都一直是中港之間分歧的主導原因。我認為這兩種對「一國兩制」不同的理解而導致中港之間的矛盾紛爭，到現在為止仍是有著很強的解釋力度。

不過正如我之前所說，差異存在不是最大的問題，故即使持「一國觀」者和持「兩制觀」者對「一國兩制」的看法，有著很不同的起點及進路，但在「一國兩制」具體的實施時，卻不表示大家不能達致一些共識，以使「一國」和「兩制」和平共存，及讓持「一國觀」者和持「兩制觀」者心中所最關注的利益都可以受到充份的保障。

註:參「一國兩制的兩種觀點」，在戴耀廷著：《香港的憲政之路》，香港，中華書局，二零一零年。

不要賺到盡

在香港出現了一遍「仇富」的說法下，不少人都提出商人不要賺到盡的呼籲。這說法其實也可從人類的傳統智慧中找到。聖經就記載了以色列人在麥田收割時，不把所有收成拿走，讓社會內的弱勢社群在得到田主的批准後，到田中拾取剩下的麥穗。這就是不賺到盡精神的體現。

當然到了現代社會，怎樣去做到不賺到盡的精神就複雜得多。首先是誰有責任去令商人不賺到盡？先不談商人個人的決定，政府是否有責任呢？可能第一步是政府得在制度及政策層面令商人不賺到盡。在市場的機制下，確保公平的競爭就是一個最好的方法令商人不敢也不能賺到盡。改革稅制、稅率及稅務優惠是另一種方法政府可用來改變商人的行為使他們不賺到盡。

至於商人方面，現在有些富人捐出大量金錢作慈善用途，甚至有些富豪會把很大部分財產捐出作慈善用途。當然這可以幫助不少有需要的人，但若他們在營商時賺到盡，那已對一些人做成傷害，到賺夠了才把財富捐出，功過是否能相抵也難說。上面提到以色列人的例子是他們在生產時就已不去賺到盡。

但怎樣才具體地做到不賺到盡呢？叫地產商不按市價賣樓只會把他不賺盡的部分轉到炒家手上，變了由他們賺到盡，不賺盡的部分並沒有去到真正有需要的人。具體運作上，商人在工資水平、營銷方法、產品或服務品質、售後服務、和給與有需要的人特別優惠等，都可實踐到不賺盡的精神。

商人會否這樣做，更重要是社會能否建立起一套「愛的文化」，所有人都能時刻以一種關愛的心相互對待，而不等當見到一些人的悲慘遭遇時才做一些事去補救。這就要每一個人從個人的投資和消費行為開始，做到不賺到盡。具體怎樣做，還是要我們用一點「心」。

中港差異系列之三:管治的正當性與有效性

上兩星期的文章我指出因各自走過的歷史路徑不同，導致中、港兩地的人，以四、五十歲的一代的知識份子為例，視點受歷史所帶來的影響有所局限和不同，亦使大家對事物的分析、判斷及評價很不同。一個例子就是他們怎樣看香港現在所處的管治危機。

以內地的視點看，香港現在面對的管治危機是源自內部的深層次矛盾，而這矛盾的根源主要是經濟方面，尤其是由經濟轉型造成的震盪引致貧富懸殊的問題。按這分析，解決的方案自然就是從經濟方面出發。因此，他們就會建議香港社會應放下政治的爭拗，讓特區政府集中精力在經濟建設。要香港社會整體的經濟情況有所改善，那麼香港的管治問題就可迎刃而解了。

形成這一種分析其實與中國內地在過去幾十年所走過的歷程有相當大的關係。經歷過文化大革命政治那麼激烈的年代，整個中國社會都身受其害，人民生活陷於極大苦況，令文革後的共產政權面對極大的管治危機。故當鄧小平上台提出經濟改革和對外開放，那自然是對症下藥，切中內地所面對的問題的核心，為共產政權贏回管治的正當性 (或說認受性)。過去三十年經濟放革的成果，大大改善了人民的生活，國力也因而大大提升，中國在國際社會因而也發揮愈益重要的影響力，那都是令中國人民大體上是支持共產政權的原因。再加上看到同是奉行共產主義的蘇聯，改革時以政治改革行先而最終導致整個蘇聯解體，更論証了他們經濟改革為本的想法。把這想法推展至香港，那自然得出了上述對香港管治危機的結論及建議。

但從香港的視點看，香港現在面對的管治危機也是源自內部的深層次矛盾，但這矛盾的根源主要卻是在政治方面。當然這不是說香港不面對經濟的問題，而是認為現在看到的各種經濟問題只是問題的表層，真正的問題核心的由於政治制度不公平所致。

以香港的人均生產總值、經濟制度發展的階段、法治的狀況、及經濟發展對社會文化的關係等的角度看，香港人早已超過了單純看經濟生活提升就會滿足的階段。這影響到香港人對政府正當性的期望與要求與內地是有所不同。若回到上世紀七十年代的香港，一個能使經濟快速增長的政府，不需要有民主的政治體制，也會享有管治的正當性。但把同樣的政府放到廿一世紀的香港，還是這種管治體制，要香港人接受其管治正當性，那就難以想像了，因香港人的政治文化隨著經濟發展已改變了，香港人所要求的不單是物質方面，而更多是「後物質」方面的價值如法治、平等、公平、正義、人權等。他們亦會更醒覺到要以行動去爭取及保障這些價值。叫香港人倒退回只滿足於改善經濟，那是沒有可能的。

正由於這原因，特區政府若是要推動經濟或民生政策的改革，在更複雜的政治、經濟及社會環境下，因缺乏管治的正當性，那令其經濟以至民生的各項政策都不能有效地推行。一些重大的經濟及民生的改革政策，很多時候都需要經過陣痛後才會見到成效，但缺乏正當性的特區政府根本沒膽量去承受這些陣痛，令任何重大的經濟及民生改革政策都難以推行，致有「坐困愁城」之說。失效的管治導致政府的管治正當性進一步受損害，陷入了一個惡性循環中，那不是靠換一個特首就可以解決的。一日政治制度不改變，達到香港人所期望的公平性及其他價值的要求，一日香港的管治危機也不能解決。因此香港方面對解決香港管治危機的方法主調是政治而非經濟，與內地的看法正好相反。

當然香港若是以我們的視點去看內地的問題，我們也會受到我們視點的局限而出現偏差。以香港人對政府的正當性的期望，專制的共產政權根本是沒有理由可以維持下去的，在八九六四後不久早就應該倒台了，這也是不少西方分析的觀點。但這看法卻忽略了影響一個政府或政權能否實質維持其管治的政治正當性，並不是引用一些客觀的管治正當性的標準來釐定，而是由那些被這政權管治的人民的主觀感受來決定的。

被管治的人是否認同某一種政治體制下的政權，是受到那一社會本身的文化歷史、經濟發展的階段、法治的狀況、外在及內在的政治發展等因素影響。在社會發展的某一個階段，人民可能只期望政府能提升社會的經濟水平，令人民生活得以提升就足夠了，政治體制是否民主或公平並不是那麼重要的。這正是中國當下的情況，也解釋了為何共產政權在八九之後，反而是相對上穩固，即使在地方有一些小動亂。

因此無論是以內地的視點看香港的問題，或香港的視點看內地的問題，因著視點的局限，那都會造成偏差。以偏差的視點去分析及判斷對方的問題，甚或評價或建議一些解決方案，都必然是不足的。故此，我上星期提出必須超越視點的局限，把視點提升(即醒覺自己的看法如何受個人及所處社群的歷史所塑造) ，擴闊視野(即掌握更多的資訊去判斷自己的觀點是否全面、準確及是否為其他人所認同)，和擴遠視野(即把觀點放進一個更長遠的發展趨勢中去測試看它是否能經歷得起時間的考驗或是否能配合歷史演變的趨勢)。

我看擴遠視野是尤其重要。當明白社會發展的趨勢，香港現在所經歷的問題，說不定就是中國在未來十至二、三十年後會面對的問題。讓香港先試行以民主選舉去化解管治危機，吸取了經驗，那麼當中國社會如在政治正當性的期望隨著社會及經濟發展而有所轉變時，共產政權亦可在其政治改革歷程中有所參考。

也談「次主權」

一個少為人知的學術用詞「次主權」，最近卻在香港引起了一輪爭議。撇開這用詞所可能引起的誤解，關鍵點是行政長官作為香港特區的首長，按《基本法》第四十三條是代表香港特區的，那他是否擁有對外與其他主權國家的元首直接接觸的權力。

反對用「次主權」的會說，行政長官的所有對外事務權力都必須是由中央政府經《基本法》授權才可以行使。從香港內部的憲法安排來說，這必然是對的。提議用「次主權」這用詞的，也絕不會反對這說法。可能有些人會認為行政長官沒有權力在「馬尼拉脅持人質事件」中直接致電菲律賓總統，但我相信這不會是多數。《基本法》雖沒有直接的條文關乎這具體的事件，但行政長官的一言一行也不能一字一句都明文寫在《基本法》內。只要行政長官的行為是在有明文授與的權力的合理範圍內，那行政長官的相關行為就應是符合《基本法》的授權了。《基本法》既授權了特區有一定的對外權，而行政長官是特區的首長，在那麼繄急的情況下只是打了一個電話給菲律賓總統，那很難說是不在行政長官的合理權力範圍內。

從其他國家看待香港的角度去看，他們反而不會太理會一個非主權國的單位是否有主權國的授權去進行對外事務，而更重要是考慮這地區的經濟、管治水平、人口、文化、地理、歷史等情況，來決定是否接受這單位在國際關係的某些領域上可比佔一席。

明顯地，香港在成為特區前已在國際社會中至少在某一些領域享有直接參與的地位。反對「次主權」的人可能最希望要確立的，是香港在殖民地時代是怎樣的是並不重要的，是要從九七年特區成立起才可以算在國際社會擁有某種身分。

中港差異系列之二:超越視點的局限

在上星期的文章我談到中、港兩地同屬四、五十歳的一代，可能因著所經歷的成長歷史不同及成長的社會環境不同，故對一系列涉及中港關係的議題，都有著相當不同的看法。這包括了香港的地位、香港與國家的關係、共產黨應有的角色、經濟發展相對政制改革的重要性、香港的政制模式、商界對社會的重要性、普世價值的重要性等。

他們之間的分歧尤其明顯見於他們怎樣看待國家。香港的一代對國家的觀念會較看重民族、文化與地土的方面，而不認同政權就等同國家，但內地的一代就較難明白如何可把國家與政權及政府分得那麼清楚。當然這說法只是就著一般而言，每一個人的個別經歷，會令他們受這一般性的歷史影響的程度有或多或少的增減。

但歷史如何實質影響到他們對上述各項議題的具體看法呢？這就關乎到視點的問題了。視點就是我們向外觀察、認知、分析世界的一個立足點，每一個人因著所走過的歷史路徑(個人及所處的社群)的不同，故看世界的立足點也會不一樣。簡單來說，站在山的東面的人，他看見的就是山的東面的風光，卻看不見山的西面的景致。同樣，站在的山的西面的人，他看見的就是山的西面的風光，反過來看不見山的東面的景致。我們只能看得見從我們當下所處的視點看出去的東西，在這視點的視野範圍以外的，我們都難以確實看見了。甚麼導致我們現在會站在山的東面或西面即當下的視點呢？那就回到上星期談到的歷史因素了。

有著那麼多分歧，那是不是說大家就不可能在這些問題上達成共識呢？我看中、港之間的差異應未至於如我上面的比喻中，是站在山的東或西完全背向的兩面，其實大家所能看見的，應還是有不少是重疊的，故大家之間的分歧應沒有想像中的大。但能否再進一步突破去建立起更深入的了解，那就得要看大家能否超越現處視點的局限了。

這不是說人要與自己的歷史割裂，因那是不可能的。但正如我上一篇文章的題目所說，歷史不停留，故我們雖不可能擺脫歷史在我們身上的影響，卻還是可以由現在開始決定以後要怎樣走，那就會影響將來的歷史。當然我們實質上在此刻能怎樣走，走向那，和走多遠都還是受著過去的歷史規限著的，不過我相信去走出一小步，我們應還是有能力的。只要不斷的一小步、一小步去走，累積起來還是可以走得很遠的。

那麼在此刻可以怎樣走去突破自己視點的局限呢？我相信第一樣可以做的就是從我們現有的立足點向上走。簡單來說，就是如果你是在山的東面，你可以向山的高處走，雖然你還是在山的東面，看見的還是山的東面的風光，但只要你能走得高一些，你還是可以看得到多一些。越是接近山頂，你就更有可能有更廣闊的視野，那麼山的西面的景致慢慢也會進入你的視野內。

實質怎樣才是提升自己的視點呢？那就是自我醒覺自己的觀點有多少及如何受個人及社群的歷史所塑造。自我的醒覺越高，那就可以把自己的視點也提得越高。這也不是說要脫離自己的歷史，而是讓我們可更了解自己觀點形成的背景，令我們可以不一定要受制於在歷史所影響下而形成的觀點。這也不是說我們有了這自我醒覺後就必定要捨棄這些觀點，而只是這種自我醒覺令我們可以有機會不用那麼宿命地受制於由歷史在我們思想所刻下的印記。這種自我醒覺或許令我們因更了解自己的過去而可以更好地策劃我們的將來。

在香港成長的一代，提升視點可令我們明白自己是在殖民地教育下長期受西方思想薰陶，但西方的價值卻不必然是我們所擁抱的普世價值的全部。我們也會醒察到自己缺乏與國家及民族深度的連繫，而中國文化中或許有一些可以為普世價值提供相當有意義的補充。至於國內成長的一代，提升視點或可令他們明白到為何會厭倦政治爭拗而希望把精力集中於經濟建設。也可使他們察覺到長年的愛國教育如何影響他們看普世價值的意義及內容。

若提升視點是一種內在的過程，那麼另一超越視點局限的方法把視野擴闊擴遠就是一種外在的過程。即使我們的立足點不變，只要我們把視野拉得闊一些和遠一些，我們還是可以看得到更多的。

視野的寬度簡單來說就是我們會看週遭多闊範圍的事物。即使我們的視點不變，若我們可以把視野擴闊，我們會掌握更多相關的資訊去判斷自己的觀點是否全面、準確及是否為其他人所認同。擴闊了視野不一定會改變我們的看法，但至少可以讓我們的看法有一個更穩固的基礎。中、港之間若能有更多的交流，而交流面也不只集中於某一些階層，那麼雙方面就都可把視野擴闊。若雙方能擴闊視野，那麼大家看見的會重疊的機會也會增加。

至於擴遠視野就是讓我們把現有的觀點放進一個更長遠的發展趨勢中去測試，看它是否能經歷得起時間的考驗或是否能配合歷史演變的趨勢。當然要這樣做，我們就得要先明白的歷史演變的趨勢是怎樣。這絕不容易，而各人對這歷史演變的走向亦會有不同的判斷，對歷史演變趨勢的認知亦會因加深了了解而會改變，但始終我們得有一些証據支持才能提出歷史演變趨勢的初步估計。但能以歷史演變趨勢去論証我們的觀點，那若歷史演變趨勢是有一定的客觀基礎，那麼雙方就有可能在歷史演變趨勢的客觀規律上達到一些共識，那或可能進一步幫助在當下一些具體的觀點上把大家的看法拉近一點。

由最低工資談起

消息報導臨時最低工資委員會將向特首建議最低工資訂在每小時二十八圓。這較勞工界要求的三十三圓少，但又比之前有功能界別議員建議的二十圓或二十四圓多，可算是中間落墨。這雖不能符合勞資雙方各自希望的最佳結果，但又是一個雙方都有可能接受的香港第一個最低工資水平。

這四至五圓的差距其實並不表示甚麼，重要的是立法制定最低高資及釐定最低工資水平的過程所帶出的意義。相信支持立法制定最低工資的人都明白最低工資不能解決香港貧富懸殊的問題，頂多只是確保工人得到一個最起碼的工資水平，而這水平可能還未足讓他們家庭過一個符合香港社會發展程度的有尊嚴的生活水平。

但立法制定最低工資卻向社會發出一個清晰的信息，就是香港過去一直尊崇純由市場去決定一切的時代已結朿。當然這並不是要否定市場機制，但自由市場過去在香港一直被｢神化｣了，不少港人以為市場是萬能，卻看不到不受規管的市場可以是殘酷及冷漠的。要恰當地規管市場當然是不容易，要尋到一個適當的規管程度既要依靠專業的管治技術，亦要得到受規管方案影響的各方所認同。

這一次訂出最低工資水平是由包括了勞方、資方、學界及政府官員代表的臨時最低工資委員會，運用了調解的技巧，經長時間的討論協商而得出的共識。正如之前政改也是由各方透過協商而非對立抗爭達成共識一樣，這可能表示了香港的公民社會(至少是一部分)，是願意透過對話、調解及協商去解決紛爭，而不一定要用政治勢力壓迫不同意見者去接受自己的一套。這或許只是一個起步，但至少讓我們看見香港是有機會脫離多年來一直以衝突及對抗為主調的社會關係。

中港差異系列之一: 歷史不停留

在思考及策劃香港政治制度發展，或應說是香港整個管治體制的管治目標時，內地與香港(至少是某部份)，由中英談判香港前途開始、公布中英聲明、基本法起草及通過、至殖民地過渡成特區，到特區時代面對不同的爭議如內地子女居留權、廿三條立法、落實普選等，就一直存在著差異。這差異導致了雙方之間不少的猜疑、誤解以至紛爭及衝突。而這差異很大程度是基於歷史的原因。由歷史所引起內地與香港的差異表現在幾方面。

一、雙方所經歷過的歷史是很不同。就以現在四、五十歲接受過大學教育的一代為例，香港本土的一代，是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成長。當時正值香港經濟起飛並快速發展，法治亦初步建立起來。他們受的主要是西方式教育，在成長過程中經歷過各種民間的抗爭運動，本土意識逐漸在他們之間醒覺起來。後來在中英談判香港前途及代議政制的開展過程中，他們對民主、平等、法治、人權等普世價值的追求就逐漸成型，構成塑造香港社會的一種強大力量。

至於內地的這一代，他們雖大體避過極度政治化的文化大革命，但仍是在共產黨主導一切下接受教育。鄧小平領導的經濟改革開放就是在他們成長的時期開始，但他們也經歷過六四的衝擊，亦見到九二年鄧小平南巡後中國經濟急速發展直至現在對中國社會帶來的各種成就。雖然他們也有接觸傳自西方的各種普世價值，但因著中國過去過於政治化的慘痛歷史，令他們更相信應以發展經濟為先，對政治改革相對上不是那麼熱衷。

比較香港與內地，正因所經歷的成長歷史不同，及成長的社會環境不同，對香港的地位、香港與國家的關係、共產黨應有的角色、經濟發展相對政制改革的重要性、香港的政制模式、商界對社會的重要性、普世價值的重要性等，他們都有不同看法。他們之間的分歧尤其明顯見於他們怎樣看國家。香港的一代對國家的觀念會較看重民族、文化與地土的方面，而不認同政權就等同國家，但內地的一代就較難明白如何可把國家與政權及政府分得那麼清楚。而這些方面的差異，也影響了歷史的影響的其他方面。當然這說法只是就著一般而言，每一個人的個別經歷，會令他們受這一般性的歷史影響的程度有或多或少的增減。

二、大家對香港的政治歷史的起點有不同理解。對香港成長的一群，香港的政治身份並不是在九七年回歸後才開始，而是在七十年代當香港本土出生的一代開始自我醒覺，不再把香港當成在借來的時間的借來地方。當然這不是說他們把香港看為一個擁有主權的政治實體，但香港在九七年前已是一個擁有一定程度實質自治經驗的政治共同體。但從內地的角度看，當是以中國主權為先也為起點，故香港的政治歷史只能是從九七年回歸後才開始。

這一點對政制發展的進度尤其關鍵。若香港的政治歷史是從九七回歸才開始，現在只是過了十三年，即使到了二零二零年才有普選，在政治制度的演進速度來說也不算太慢，但若是由香港七十年代開始算起，那麼香港人即使在各方面的條件如經濟發展的程度、法治的體制及教育水平等都早符合了，但還是須等候近半個世紀才有普選，也還未知是否真普選，兩者的差異就顯而易見。

三、大家就歷史對當下的影響的程度有不同理解。從內地的一方看，歷史對當下的發展的影響應遠為大，故在策劃香港未來的發展尤其是政制的發展時，必須放把香港置於一個更大的中國歷史藍圖下。因過去歷史的情況，尤其是中國本身所經歷過的各種內政問題(如下放權力太多太快到地方政府會導致分裂的危機)及外交問題(如西方各國對中國主權的威脅及干預)，都為香港的發展定下界線。但從香港的一方看，香港的發展不應那麼受中國本身的歷史所規限，應朝向他們認為當走的方向大步邁進。不少內地認為是政治禁忌的，香港就不當作一回甚麼重要的事；而他們更敢於跳出中國歷史的規限，去追求實踐一些普世價值，這卻較難為被內地的一方所能明白和接受。

四、大家對歷史的走向有不同理解。這不單涉及香港，亦涉及整個中國的歷史演進。中國是否會朝向西方式民主憲政制度演進可能是雙方最大的分歧。香港的一方可能會認為這是必然會走的方向，問題只是路徑、時間表與方法的問題。因此，香港政制的終點必須也能符合民主憲政的要求。

但內地的一方對西方的一套卻深存顧忌，亦認為現在中國社會普遍對現體制是大體認同的。老百姓雖對政府仍有不滿，但這可透過優化現有體制來改善，建立起帶有中國特色的管治體制，甚至可成為一種「中國模式」作為其他們國家發展時的參考。既然中國會發展一套有中國特色的制度，那麼香港要實行的普選，也可以是有中國特色的普選。

但可能更關鍵卻不明顯的一點是大家對中國社會在未來幾十年是否會保持現在一黨專政式的政治體制的態度。現在可能中國民眾能接受現有體制，但隨著經濟持續發展，人民生活條件進一步改善，中國人民對國家體制尤其是政治體制的期望與要求也可能會改變。這從香港的經驗可証實改變的可能性。在七十年代香港人或可能仍會接受專制的殖民地政權，但到了廿一世紀，經濟及社會各方面都有了長足的發展，要他們回到以前般再去接受非民主的專制政權，那是難以想像的。香港所經歷的會否在中國未來二、三十年間出現也是難料。因此，在此階段先行在香港全面試行民主憲政，以作為中國未來發展的參考，對中國也可能是有好處的。

正因香港的一代經歷過這種社會的轉變，而內地的一方卻沒有這方面的親身體驗，故大家對歷史的演進方向有不同的認知及判斷。問題是我們是否相信歷史會停留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