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互聯網惹的禍

假設女星淫褻相片事件發生在沒有互聯網的時代，很難想像事情會鬧到現在的地步。互聯網是一個虛擬但又現實存在的龐大空間。人們可以在其上建立起純屬個人的世界，並以此來與自己的友好的私人空間聯繫起來。但亦有很多人把這私人世界開放，那就把眾人的私人空間整合成一個巨大的公共空間。
大家都說互聯網不應是「無王管」，但又明白那是不容易去管。互聯網上的公共空間有著一些特性，使我們即使是要管，也不能如管現實世界的公共空間一樣。
設想有人把一幅淫褻相片在鬧市張貼，路經上學上班的人都被逼看到，警方當然必須即時進行執法，把相片拿掉及檢控張貼的人。但互聯網上的公共空間卻不是這樣，很少人會路經一些網站而看到淫褻相片的，(除非是在一些流行的入門網站首頁出現)，他們是要主動以搜尋軟件或到一些討論區才可以看得到。
較近似的比喻，是有人在家裏大廳的牆上張貼淫褻相片，但他的家門卻是大開，容讓每一個人都可自由進入來觀看。我們很難想像警方會進到這樣的每一個家裏面去執法，要求戶主把相片拿掉並檢控張貼的人。一方面警方沒有可能如在現實世界的鬧市中巡邏那樣，到所有網站或討論區巡查，看有沒有違法的情況。另一方面，這些開放了的家始終不是好像鬧市那樣人來人往，在一般情況下所造成的混亂亦是較有限。
因此，亦只會接到投訴有大量人湧到一些人在網上開放了的家裏去看淫褻相片，警方才會採取行動。這也是現行法律沒有把網絡上及現實世界的公共空間作出區分所造成的問題。

網絡上的公共空間

自從女星淫褻相片在網絡流傳，在網絡世界內外都引起很大震盪。這事件涉及的問題很廣泛：涉案人士的個人道德操守、普遍年輕人對性的態度、網絡世界的新文化，警方高調執法的適當性、裁判官對是否給與一些被告保釋的準則、現行法律關於發布的理解、法律對涉案受害人的保障(尤其是私隱權)是否足夠等。
但在這裏我只想談由這事件看到網絡世界所產生的公共空間。這是一種非物質性公共空間。網絡世界與現實的世界一樣，所包含的不單是公共空間，亦是由各個人的私人空間所構成。
公共空間與私人空間在法律上的處理必會是不同，個人自由在公共空間是受到更多合理限制的。但因著網絡的性質，即使是在這網絡上的公共空間，其所能受到的規限與現實世界的公共空間亦會是有所不同，且私人空間與公共空間的界線亦會較現實世界來得含糊和更易於超越。
以此事件為例，若把這些相片上載於一些網站，而任何人都可進入觀看及下載，這已符合法例規定發布的定義，亦因這已進入了公共空間。但若把這些相片以電郵方式傳送給別人，那就只是在個人的私人空間之間傳遞信息，並不涉及公共空間，也不是違法。但若發放大量的電郵傳播這些相片，私人與公共空間的界線就變得難以確定。
這也突顯出隨著網絡技術的日新月異，法律在內容及理解上都可能出現一些含糊處，必須因應而改變和修正。對這日益擴大及不斷變化的網絡公共空間，怎樣去妥善管理，使它既能發揮其特性，又確保不會超越社會的道德規範，實須我們深思。

電台數碼廣播

由中學開始，我就是聽著收音機讀書的了。媽媽也曾問我怎能一邊聽著收音機也能一邊讀書。現在太太也是這樣對女兒說著同樣的話。有一段時間在凌晨挑燈夜讀時，電台的凌晨節目不停播著令人難忘的老歌，伴著自己渡過多少過艱辛苦讀的晚上。也是從那時開始，我愛上了老歌。
到了畢業後，每天開車上下班時，開著收音機已成為了一種習慣，也幫助自已捱過不少塞車的日子。最難忘的當然是鄭大班的「風波裏的茶杯」，聽著鄭大班指點江山，那段烽煙節目的黃金時代，也是令人懷念。
雖然在互聯網出現後，新的傳播媒體不斷湧現，但它們都不能取代電台的功能。這些新媒體都需要人以眼耳手共用來使用，但唯獨電台只需要人以一種感觀即聽覺，就可以進入同樣豐富的資訊世界中。
電台雖然看來好像已是落後了的媒體及技術，但現代人已習慣了多重作業(multitasking)，在同一時間以不同感觀同時做著不同的事，唯有電台才可以讓人一邊以電腦上網或用文書處理軟件工作著時，他還可以聽著收音機接收著各種即時的資訊。電台的即時性及機動性，是其優於其他現代媒體的特點，令它成為一種在互聯網世代也是難以取替的媒體。
現在因香港電台前景未明、公共廣播檢討報告諮詢遲遲未出、民間電台被起訴及以鄭大班為首的財團申辦AM電台，令電台廣播再次成為討論焦點。另一項重要發展是在電視數碼化後，電台是否也會很快進入數碼化年代。
以多年電台聽眾的身份，我是熱切地期待能再聽到鄭大班及毓民開咪，及因數碼化而帶來更多電台的選擇。

檢測超速

最近警方使用雷射槍檢測汽車超速，因其準確性成疑，在社會引起相當大的爭議。但警方表示雷射槍已經過絴細測試，其準確性沒有問題，故重申由於超速是引致交通意外的十大成因，並不會停用雷射槍。
大家集中討論的是雷射槍的準確性，使用的手則及某名人的超速檢控得扣減等問題，但卻沒有太多人提到警方選擇以雷射槍或其他方法檢測車速的地點及時間的準則。
按警方提出繼續使用雷射槍來檢測汽車速度的理據，那是由於超速是引致交通意外的主要原因。不論雷射槍是否準確，更根本的問題是警方選擇進行檢測車速的地點及時間是否與這目標有直接關係。
按筆者的個人經驗及觀察，警方一些檢測汽車速度的地點及時間，至少從表面看來，卻與這政策目標沒有很直接的關係。
很多時候，在一些路面車速限制由七十或八十公里突減至五十公里的交界處，警方都會在那裏設置檢測車速點。當然警方的理由是因路面情況的需要，而要減低車速限制，故為了防止意外就需要在交界處設置檢測車速點。但警方這樣的做法，捕捉到的超速駕駛者往往並非那些狂飆或在路面上極速左穿右插的司機，反而是捉著不少駕著家庭房車，只是對那段路面不熟識，時速僅是近七十公里的司機。
以警方有限的資源，設置這種檢測車速點是否最能達到其針對超速是引致交通意外的主要原因的政策目標呢？再且判定執法政策是否達到目標，並不應是檢控了多少超速駕駛者，而是因超速而導致交通意外的數字是否有所增減。對這些方面，警方亦應提出更多資料讓公眾知道及討論。

從政權模式的歷史走向看中國政治制度發展的方向

中國共產黨舉行十七大後，不少評論開始關注中國政治制度的未來發展。但要能超越當前景況的有限視點，本文擬以一個宏觀的角度，從政權模式的歷史走向及憲政制度產生及發展的歷史軌跡，來探視中國政治制度未來發展的可能方向。

(一) 政權模式的歷史走向

政權可理解為實質管治著某一地區及生活在其上的人民的管治集團。這集團通常會有一位領袖作為這集團的最高領導人，他亦是這政權的最高統治者。這管治集團會由不同層級的其他人共同組成，以協助集團最高領導人及整個管治集團去實質管治這地區及人民。
一個政權得以建立及維持取決於三個因素：一、權威；二、管治水平；三、武裝力量。
按韋伯的分類，權威可有三種源頭。第一種權威的源頭是傳統。在某種傳統下，管治集團被普遍接受為具有統治權的正統性，而這傳統可能是由宗教而來(如君受天命)或血統繼承或是二者混合。第二種源頭是最高統治者的個人魅力。憑著其感染別人的強大能力，最高統治者被其他人信受為當行使最高統治權的人。第三種源頭是管治制度及規則。因這管治制度能行之有效，故按該制度的規則而行使統治權的人會被人民信受為統治者。這也是與第二個因素關連最深的一種權威源頭。
第二個因素是實質上被管治的人他們能否在政權的管治下過好的生活，或至少不用過太不好的生活。若人民生活得太苦，他們是會被迫起來反抗政權來求存的。第三個因素應是最容易能明白的了，當然這力量可用於擊敗爭奪統治權的對手、維持社會秩序及抵擋外來的入侵者，但這亦可用於壓制內部反對政權的所有人。
第一及第二個因素都是涉及政權的認受性。具權威或高管治水平的政權都會得著人們自願地接受其統治。缺乏管治上的認受性，任何政權純以其擁有的武裝力量，無論是何等強大，都只能在短時間內使政權不會倒不來，但卻是不會使那政權得著人們的心，難以使它和平地及長久地延繼下去。
不同的政權在不同的時期依靠這三個因素的比重會不同，並構成不同的政權模式，尤其是因著該政權在權威因素下所依靠的是三種源頭的那一種。在這裏我想提出一個關乎政權模式的觀察，那就是因應著不同的政權模式，是可看到不同的歷史走向。
我們可以首先去看第一代的政權是如何建立起來。差不多所有集團要去建立成為一個政權，它都是倚重於其武裝力量，因它必須以這力量去擊敗所有意圖爭奪統治權的其他集團的武裝力量。這一種以武裝力量去建立政權差不多是普世的規律。現代所有國家的政權，追源溯本都是如此建立起來的。
在建立政權時，權威相較上可能沒有武裝力量那麼重要，但仍是很關鍵的，因具有正統性的武裝力量會較容易得到人民接受其統治，使該武裝力量能得著超越實際戰力的力量。
從歷史角度去看，差不多現今所有國家的政權的起源，它的權威源頭都是傳統權威。最常見的狀態就是由宗教與血統繼承混合而成的傳統權威。最高統治者大都是由人民所信受的宗教所授命，並以血統繼承來作為下一代最高統治者接承上一代最高統治者的原則。宗教授命可以是形式上的，那就是由政權主導宗教；或是實質的，那就是由宗教來主導政權。
因政權還未建立，故人們難以知道這將要建立起的政權的管治水平有多高，故管治水平這因素在建立政權的作用應是最小的。但即使如此，若這集團已在某地區實際上進行著管治，而又能把那地區管治得很好，其他地區的人民可能會期盼著這集團能在全國建立起政權，那也會對建立這政權產生積極的作用。
到建立了政權以後，要使政權維持下去，上述的三種因素都會繼續發揮關鍵性的作用。上述這種以武裝力量加宗教與血統繼承混合的傳統權威的政權模式，我們可稱之為傳統權威的政權模式。
當一個政權的管治水平低落到某一程度，人民苦得難以再生活下去，他們就會被迫起來組織反抗的武裝力量，並也是引用傳統權威如要替天行道，去挑戰現政權的正統管治地位。
若現政權的武裝力量能把這反對的武裝力量壓下去，其政權就可以暫時得以維持。如果現政權能痛定思痛而改善其管治水平，那政權就可以維持下去。但假若現政權繼續忽視管治水平，那麼反對的武裝力量會再次出現，並可能積累成更強大的力量及能擁有更大的權威。若現政權的武裝力量同時減弱，那某一反對集團，經戰勝現政權的武裝力量，並與其他反對現政權的武裝力量激烈競爭及得勝後，就可以取替現政權成為正統的管治集團。
到這裏，我們仍只是看某一政權本身在某一歷史片斷的情況。但從更宏觀的歷史發展視角去看，我們就可以發現更複雜的現象，而使我們看到某種歷史走向。
上述所看見的政權上的轉變，並沒有改變政權的根本政權模式，新的政權仍會繼續是以傳統權威的政權模式來實行新一代的管治。以傳統權威為本的政權會重複出現，這就是第一階段的政權模式的歷史走向。
唯有當政權模式，而不單單是政權，基於內在或外在的原因而出現了轉移，脫出傳統權威的政權模式的自我重複規律，那歷史發展的軌跡才有可能出現新的走向，從前現代的政權模式歷史走向，邁向現代的政權模式及其帶動的新一階段的歷史走向，並會依從新的政權模式所做成的新的社會狀況而繼續塑造新的流向。

(二) 從前現代走向現代的政權模式

大部分國家的第一代政權，其政權模式都是依靠由宗教與血統繼承混合而成的傳統權威，加上武裝力量而建立起來。在這種傳統權威政權模式下，政權會自我重複地出現，由相同政權模式的政權去替代同樣性質的政權。這亦可稱為「前現代的政權模式」的歷史走向。
因「前現代的政權模式」有著這自我重複的特性，故若非出現了內在或外在的原因，這政權模式是不會自行過渡至「現代的政權模式」。而由於導致這轉移的因素都是由現代化的過程所造成，故以「前現代」及「現代」來區分這兩類政權模式。
第一個內在的原因是宗教的弱化。傳統權威的政權模式賴以維持的重要因素之一是由宗教認可或授命所產生的權威及認受性。但宗教卻可能基於兩個理由而出現弱化的現象。一是因宗教內部的腐化，使它難以達到其本身所定出的道德或宗教上的要求，導致人民對宗教失去信任。
另一理由是宗教本身在其神學上產生了信念上的轉移，接受宗教得與政權分割開。那都會使政權不再能依靠由宗教而來的傳統權威來維持其政權，從而削弱了它的認受性。兩種情況亦可能同時出現，因宗教的腐化而導致了宗教的內部更新，而產生出神學信念上的轉移。中世紀歐洲的宗教改革運動正是最好的例子。
第二個內在的原因是理性主義的興起。在邏輯上這因素並不必然與第一個內在的原因有關連，但在歐洲各國的歷史演變中，卻是與宗教弱化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可能是基於宗教本身的信念，或是其他社會、文化、地理、甚至是歷史的偶然機會的原因，人類開始要求所有的社會現象包括政權的權威性，都要經得起人類所能有的理性思維及發展出的理性思考原則的考驗。任何來自傳統包括了是宗教或習慣的非理性信念，都會因不能符合理性的要求而被捨棄。那都會使政權賴以維持的傳統權威被動搖。同樣是在中世紀歐洲所出現的啟蒙運動亦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第三個內在的原因是科學的發展。這可以說是從第二個原因所引發帶動出來的。由於理性主義的抬頭，那會自然地使人們更熱衷於去探索這客觀的世界，結果是人類在科學研究上得以有突破性的進展。接著的就是工業革命的出現，而因著工業革命所引發社會在結構上及人民在思維上的轉變，那都使整個管治環境完全改變。
前現代時期的管治環境，主要是農業及小規模的商業社會，因複雜度相對有限，故傳統權威政權模式可以大體維持一定的管治水平。但由於本質上制，傳統權威政權模式卻不能應付由工業革命所引發的巨大轉變及所產生的複雜社會狀況，再難以使高的管治水平可持續下去。這亦是導致傳統權威政權模式必須走向新的及現代的政權模式的原因，以使政權能提供人民期望的管治水平。
上述這些內在的原因在歷史上都是出現在歐洲的社會，但在世界各地也出現了傳統權威政權模式的沒落，那卻是基於外在的原因。歐洲各國因著其科學發展及工業革命，使其武裝力量大大超越了世界的所有其他國家，那使他們可以在世界各地建立起殖民地。即使沒有被建立成為西方強國的殖民地，世界其他國家的政權都感覺到來自西方的強大威脅。
在這些殖民地或世界其他各國，他們本身原有的政權都屬傳統權威的政權模式。若只從這些國家的內部情況去看，他們大都並不會出現如上述使歐洲的政權模式作轉變的內部原因。按理論，他們的傳統權威政權模式應能繼續的自我重複下去。
但西方的帝國主義把殖民地上原有的政權不單摧毀了，他們還要在殖民地上建立起替代的政權模式。不止於此，世界各國的宗教、傳統思維及社會形態，都由這外在的原因而出現了轉變。差不多整個世界都在不同程度上出現了宗教的弱化、理性思維的興起及工業社會的產生。
即使是那些沒有淪為殖民地的國家，他們為了抗衡西方的帝國主義，原有的傳統權威政權模式都被迫作出改變，而產生了新的政權模式。
當然我不是說所有國家的政權都必然會依這歷史軌跡由前現代的走向現代的政權模式，而實際上仍有少數當代的政權保留著傳統權威的政權模式。但當其所管治的社會已無可避免地進入了現代化的階段，它是必須面對政權模式與管治環境之間的張力的問題。

(三) 現代政權模式的類型

現代的政權模式卻不像前現代政權模式那麼單一，是存在不同的類型。我稱它們為現代的政權模式，可能會有一些誤導，因為這些政權模式的類型並不只在進入現代的階段才在人類社會中出現。在前現代的時期，這些類型可能與傳統權威政權模式混合在一起，曾在某一歷史片段中出現過。
我只是想重申歷史走向的意思並不在於事情必然要在每一個歷史片段都按歷史的規律而行，而是那違反了歷史規律的，都會在一段時間後回歸到歷史走向所定規律方向去。
第一種現代政權模式的類型是武裝力量政權模式。在這模式下，政權也就是那管治集團完全是依靠其武裝力量來維持其政權。如我在之前所說，以武裝力量去建立政權差不多是普世的規律，但純然依靠武裝力量去維持政權就相對上比較少了。在前現代的時期，那些靠武得天下的軍事強人，都會很快地把自己的政權與宗教和血統繼承的傳統權威結合起來，以提升其政權的認受性。
但在進入現代後，人們對宗教的信心減弱了，或是認為宗教與政權的認受性無關，令武裝力量政權再不能從宗教得著權威和認受性。單純的血統繼承就更加難使人民對其效忠。緬甸的軍政權就是這類型的典型現代例子。
雖說這種武裝力量政權模式是在現代出現，但它與傳統權威政權模式一樣，都並不能應付現代社會的需要。在沒有維持政權的另外兩個主要因素的支援，即權威及管治水平，單單依靠武裝力量來長久地維持政權是極之困難，甚至是沒有可能的。因此武裝力量政權模式是一個很不穩定的政權模式，在其之下的每一軍事政權，壽命都會是相對上短的。很自然的結果是一個軍事強人會被另一個擁有更強大武裝力量的軍事強人所取替；一個軍事政權會被另一個軍事政權所推翻。
第二種現代政權模式的類型是魅力領袖政權模式。這一類型是與韋伯所說的第二種權威源頭有關，政權是依靠其最高統治者的個人魅力而產生的權威來維繫的。通常這最高領袖亦會把他的個人魅力與政權的強大武裝力量結合起來，令這政權模式的穩定性較武裝力量政權模式為高，因他可運用他的個人魅力來增加其政權的認受性，而不單只是以武裝力量來把人民控制著。德國希特勒的納粹政權可以是這模式的最佳現代例子。
這種政權模式因依靠最高領袖的個人魅力來維繫政權，但個人魅力卻是很難人為地訓練或製造出來，故這一類政權模式面對最大的問題就是很難找到同樣具有個人魅力的接班人來當下一任的最高領袖。因此，魅力領袖政權模式大都只能維持一代，而在最高領袖死後，魅力領袖的政權或是瓦解，或是變回武裝力量政權模式。若最高領袖是具有足夠遠見的，在他生前或許可以使其政權的管治制度化，令其政權的認受性及管治水平在其死後仍可得以維持下去，但這政權的性質也已經改變了，變成了現代政權模式的第三種類型。
第三種類型是制度化政權模式。這一類型是與韋伯所說的第三種權威源頭有關，政權是依靠其管治制度及預先設定的管治規則，因能行之有效而產生的權威來維持的。由於人民在這種政權模式的管治下，因管治水平不算太差而還能過一些可以接受的生活，故政權就能得以大體維持下去。
只要這制度能應付得到現代化的要求，使人民的生活維持在一個可接受的水平，那麼這制度化政權模式在三種類型中應是最穩定及最耐久的。近代的殖民地政權或當代的共產政權可能都是制度化政權模式的典型例子。透過建立起一套相對完整的管治制度及官僚系統，政權就可以依靠一群技術官僚延續下去。
但這現代政權模式類型仍有幾個問題。一、負責管治的官僚系統未必能掌握人民的真正需求，故管治難以長久維持在高水平。二、單純依靠官僚的管治技術未必能應付現代化社會複雜及迅息萬變的狀況。三、官僚出現貪污腐化會使管治制度及規則崩潰而難以維持下去。
但從上述的分析，在進入現代社會後，政權模式仍可看到一些歷史走向。最容易出現替代傳統權威政權模式的應是武裝力量政權模式。在歷史的契機下，可能會出現一位魅力型的政治領袖，但這卻不是能預先策劃的，故這模式亦很容易會跌回武裝力量政權模式。
或是魅力型的政治領袖能具遠見地建立起管治制度及規則，或是西方強國把本身的管治制度移植至其殖民地，那都有可能使制度化政權模式出現。但這模式需要社會已具備或發展了一定的知識階層及知識水平才能得以維持，不然這模式很容易會因管治制度崩潰而又跌回武裝力量政權模式。
這我們可以看到上述的現代政權模式類型，即使是制度化政權模式都並不太穩定。歸根到底這些模式類型都忽略了現代社會的另外一些元素。下星期我會再繼續探討這是些甚麼元素，及現代政權模式中最成熟及公信力最強的類型，即憲政政權模式，它的不同形態，及憲政政權模式如何能回應這些另外的元素對現代管治的要求。

(四) 走向憲政政權模式的歷史軌跡

上述這些現代政權模式類型都存在著各自的問題，使它們都不能在現代化的社會環境下，讓管治長期維持在穩定的狀況。而根本的原因是因這三種政權模式類型，即使是制度化政權模式，都未能照應到現代社會除宗教弱化、理性主義的興起及工業革命外的另兩個重要元素。
第一個元素是人文主義的興起及發展。這是指人開始意識到自己是獨立自主、自治、自由的個體，雖他仍是活在不同層次的群體 (如家庭、宗族、宗教群體、社區群體、民族、國家) 中，但這些群體卻不能以群體的利益來剝奪他作為一個人的尊嚴和一些作為一個人都得享有的基本權利。不過甚麼應屬這些基本權利之列及權利之間的優先序卻未必有普世的共識。
當然個人作為這些群體的成員，還得負上不同程度及性質的責任，但隨著人文主義的進一步發展，在人的意識中，這些群體存在的意義愈益是單純為了保障個人的權益，至少在國家的層次上，政權能享有管治的認受性就是它能保障個人的尊嚴及基本權利。
人文主義的出現也可以說是現代化的一部份，也是在西方社會，與宗教改革及啟蒙運動一起，改變了西方社會的人的思維。並因著西方文化曾依附著帝國主義，對全世界產生的影響，使差不多世界上每一國家的政權都不會不感到，因其管治的人民有了這種人文意識，而對其政權產生的挑戰甚或衝擊。
第二個元素是市場經濟的興起。這也是伴隨著現代化在西方以工業革命的方式出現，並改變了整個社會的結構。人可以在市場中自由地進行各種的交易而又可同時獲利，令很多人在經濟上享有更大的自主權。當然這不是說市場經濟會使所有人都可得益或得益同樣的多，而事實上不少人在市場中是得不到公平的對待的。
但市場經濟配合著工業革命的特點是，人們在經濟生產上的類型及性質變得非常多樣化，經濟活動變得愈來愈多元、多變及複雜，不同的人在市場因而有著很不同的利益，相互存在更多及更深的矛盾及衝突，那都會使管治環境變得相當難以掌握及駕馭。
人文主義及市場經濟這另外兩方面由現代化所帶來的轉變，都使政權模式的管治不能再只是由上而下。一方面，被管治的人民因人文主義的思潮改變了他們的意識，不再接受政權以武裝力量來壓制他們的權利、或是不會再馴服於一位政治領袖的魅力影響、或是不願意由一些貪污腐化並權力不受制約的官僚以因循的管治方法來管理他們。
因此，在韋伯所說的三種權威源頭以外，產生了第四種源頭，那就是政權得取得人民的授權才可擁有行使管治權的認受性，而管治的結果亦必須保障人民的基本權利，那政權的權威以至政權本身才能維持下去。新的政權模式就得以回應這一方面的要求。
另一方面，因社會結構上的轉變，管治環境的複雜度提升到一個地步，使管治者不能只是高高在上，單純以自己的思維去想構管治及人民所需要是甚麼，或是以過去成功的管治方法來處理不斷變換的管治環境及問題。
要維持高的管治水平，政權必須能處理得到現代化社會因著市場經濟的發展而產生的複雜多變狀況，而這都要求政權能掌握管治的環境中不同人的利益訴求，並能平衡這些不同訴求之間的矛盾。要能做得到，政權模式必須能以有效的方法把被管治者的多元角度引入管治的制度內，及以制度化的方式來處理它們的矛盾。
不同的國家政權在面對現代化這兩方面的挑戰時，都要尋找長久及穩定的良好管治之道。而能回應這兩個元素的要求的現代政權模式就是憲政政權模式。憲政政權模式的重點是透過立憲來規限政權的權力。在憲政政權模式下，設立憲法的意義是要預先為政權定出權力源頭、管治架構、權力分配、管治目標、行使權力的條件及限制、政權與人民的關係、及確保憲法本身能得以實施執行的制度。
憲法的具體內容在這些方面對政權作出的規限，卻可以有不同的形態。下星期我會再談這些不同型態如何能回應得到人文主義及市場經濟對現代化管治的挑戰。
從西方國家開始，再經她們推廣之世界各國，憲政政權模式被廣泛採納為設計政權模式的藍本，使憲政政權模式成為了當代最穩定及成熟的政權模式。

(五) 憲政政權模式的不同形態

憲政模式最根本的就是透過預先制定並具凌駕性的法律，來作為政權的權力源頭。立憲的意義就是要規限政權的權力，憲法對管治架構、權力分配、管治目標、行使權力的條件、政權與人民的關係、及確保憲法本身能得以實施執行的制度等，都作出具體的規定。法治就是憲政的基礎及起點。
由於屬不同利益羣體的人，直接或透過代議士，參與及決定憲法的內容，那使按憲法而產生的憲政政權，能得到人民廣泛認受。
憲法具體內容對政權的規限，可有不同形態，但不是所有實行憲政的政權模式，都具備所有這些形態，或以同樣方式來實踐這些規限。
第一種形態是權力制衡。權力過度集中造成的濫權腐化，會威脅到人民的個人尊嚴及權利，故憲政模式把管治權（立法權、行政權及司法權）分散地給與不同政府機構行使。分配分式雖有不同，但架構之間必有不同方式及程度的制衡，使主理任何一個機構的官員都不能無規限地行使權力。
除了橫向的分權，權力分立亦可見於中央與地方政府的縱向關係，憲法亦會把涉及全國的管治權分配給中央政府，而地方政府則處理純地方事務。聯邦制是憲政模式在這方面的重要發展。雖不是所有憲政模式都採用這方法，但以不同形式及程度實行地方自治，是憲政模式的共通點。
第二種是民主選舉。透過普及及平等的選舉，人民可以直接選出政權，那會使任何政權都必須取得至少大多數人的認可才可行使管治權。有著人民授權而產生的新權威源頭，憲政政權就得著其他現代政權模式在現代社會所未能產生的足夠權威。
民主選舉亦規定政權只能取得一個特定時期的管治權，要繼續管治，就得再經過另一次選舉，取得另一段管治期的授權。若在管治期內，其管治出現嚴重失誤或不再得到大多數人民信任，這政權就有可能在下一次選舉落敗，管治權就得交由另一得著大多數人民認可的政權來行使。這就解決了權力不能有序及和平交替的問題。
代表著不同利益的人亦可透過選舉，以和平的方法進行競爭，決定由那一些人來管治。但即使代表著某一種利益的群體取得管治權，這不是說它可漠視其他的利益群體，因人們對它的支持是會轉變的。若它過份地保障自己群體的利益，那有可能在下一次選舉得不著大多數人的支持而要交出政權。這促使由民主選舉產生的憲政政權，必須懂得平衡社會中的不同利益，而這政權模式亦得設計出不同形式的程序，讓不同的利益群體，即使不是執政的，仍可在不同程度上參與管治。
第三種是人權保障。權力制衡能確保權力不集中，但卻不能保証政府權力不會用於壓制少數人。民主選舉可以確保政權得到多數人的認可及符合他們的利益，但亦防止不了大多人暴政出現，以民主之名損害少數人的尊嚴及基本權利。人權保障主要是透過在憲法內的人權法，羅列出每一個人都可享有的基本權利及可受到的合理限制，以防止政權壓制每一個人的基本人權。
人權法亦得由獨立的司法構機如憲法法庭來來裁決政府的行為有否侵害人民的基本權利。這司法機構亦會排解政府機構之間的糾紛，以防政府機構相互之間的制衡會造成僵局而癱瘓整個制度。這也是確保憲政能確實實踐的重要憲政機制。
因應這三種形態的不同組合及實踐方式，就產生了不同的憲政模式。但不是說一個國家採納憲政模式後，管治就奇蹟地變得穩定及有效。實際上不少國家在立憲後，很快它的憲政政權就崩遺而變回較原始的武裝力量政權或魅力領袖政權。

(六) 立憲之後的歷史反向

雖說憲政政權模式是依著一定的歷史軋跡演進而成，但從歷史去看，不少國家在立憲，即採用及建立起憲政政權模式後不久，其憲政政權亦可能會崩潰變回魅力領袖政權或武裝力量政權，或是只能保留著一個憲政的外殼，而實質上卻未能體現憲政的精神。
遠一點的例子有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制定的《威瑪憲法》，被希特勒利用德國當時在國內外的惡劣情況，運用其驚人的個人魅力把憲政轉化成為獨裁的納粹政權。另一例子是英國不少在非洲的前殖民地，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非殖化歷程中，都會按英國政府所定下的模式立憲，但很多這些國家的憲政政權都很快地被魅力領袖政權或武裝力量政權所取替。新近的就是泰國依一九九七制定的憲法而建立起的憲政政權，被軍隊以首相他信貪腐為由而推翻了。最近泰國才重新立憲，但軍隊在新憲法下仍保留著很大的影響力。
造成這種立憲後的歷史反向的現象有多個原因。一、不少國家的憲政政權模式是由外國的政權所強加其上的。不少歐美強國，可能是出於善意，或是希望能繼續保留著對這些前殖民地的無形影響力，在撤出其在亞洲或非洲的殖民地時，都會把自己一套的憲政政權模式移植過去。但由於缺乏內在的社會因素承托，所建立起的憲政，變成只是一個虛有外表的制度骨架，卻沒有血肉去把憲政的生命力活出來。因憲政是要建基於法治之上，這血肉就是具法治精神的官員及公民。
第二個造成憲政倒退的原因就是缺乏這些具法治精神的官員及公民去操作憲政的制度。不少實施憲政的國家的官員，雖是人民經選舉授權得著管治權，但他們因缺乏法治的意識，往往利用權位去為自己謀取私利。並為了保著自己的權位，以這些從貪污所得的金錢來賄賂選民，甚或暗殺政敵，做成了一個惡性的循環。
若公民缺乏法治精神，當他們不滿政權的管治，就可能採用激烈的暴力手段，而不是運用憲政內置的自我修正程序(如民主選舉或司法的程序)，或是運用與憲政沒有矛盾的公民抗命方法，來表達對政權的不滿和去嘗試使那政權下台。因出現了暴力及社會動亂，那就很容易被軍事強人利用，以維持社會秩序為借口而奪權。
第三個原因就是關乎軍人的地位及影響力傳統上在這一國家有多大。若這國家或社會一直是重武輕文的，或軍人一直是把持著整個國家的命脈的，那即使進行了立憲，軍人干政甚至取而代之的機會都會很大。
四、憲政所能做的是讓政權得到大多數人民的認可，使管治得著認受性。若一個國家在宗教、語言、文化或種族上分為不同的族群，在憲政下國內屬大多數的族群很多時候都能因著人數上的優勢，可透過選舉取得管治的地位。若大多數族群未能在施政時充份照顧少數族群的利益，反而以管治權把大多數族群的文化、價值及利益變成為整個國家的，那就會令少數族群感到被邊沿化，甚或遭到嚴重歧視。
少數族群因此就會對憲政失去信心，累積起的不滿就會以暴力的方法去挑戰大多數族群的所謂憲政政權的權威。歷史上就出現了不少這樣的情況，一是大多數族群以高壓手段壓制少數族群，甚或出現族群清洗。另一情況是少數族群以武力奪權，用同樣殘暴的方法對待敵對族群；又或是族群之間仇殺不斷。在這些情況下，憲政都是沒有可能延續下去的。最近肯亞所出現的內部衝突就是一個好例子。
五、無論一個政權透過憲政的制度在起始取得管治權時，是有著多大的人民授權認可，但人民最終所期盼的仍是生活可以得到改善。但若因著各種原因，政權未能改善人民的生活，甚或因著經濟長期不振而惡化了，那就會造就機會給一些投機者利用其個人魅力，吸引人民把希望置於他個人身上，讓他可以利用時機把憲政替換。
這些情況都會使憲政政權被推翻，但換上的政權仍須要尋找替代的權威源頭，而往往它會選擇民族主義或種族主義，目的是把人民的注意力從內部的管治問題轉向外國的敵人，或是在國內尋找一些代罪羔羊，由他們負上管治失敗的責任。
亦有一些取替憲政的政權，會以一套超越性的意識型態，以它來發揮類近宗教在前現代時期的作用，為政權的認受性提供一種超越性的源頭。
當然這些政權雖有著這些認受性的替代品，但它們往往都不能長久解決管治的根源問題。到了某一點，當人民醒覺到替代憲政的政權都還是解決不到管治的問題時，在政權模式的歷史走向的導引下，那社群還是會走回憲政之路。但若社群內部還未有成熟的條件去承托憲政，那就會跌進一個憲政與反憲政的循環中，直至其人民的素質達到能使憲政順暢及有效運作的水平，憲政才可以真正建立起來。這時間可長可短，要視乎那社群所處的政治、經濟、文化等環境而定。
因此從憲政的角度去看，立憲其實不是目標，而只是一個開始。在立憲後，最重要的是怎樣好好運用人民的授權，積極去提升人民的憲政意識，及真正去改善人民的生活及保障人民的基本權利。

(七) 全球化對政權模式展的影響

簡單去說，全球化是指世界各國、社會、民族及文化，無論在時間、空間、價值上的距離都愈益縮短。人、貨、資金、資訊、價值觀、甚至是污染環境物的流動都日益頻繁，那使到各國、社會、民族及文化之間的相互影響亦變得愈來愈大。
在討論政權模式由前現代進展到現代的政權模式，以至在不同的現代政權模式中演進至憲政政權模式，全球化都發揮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在建立憲政後，全球化亦可能導致歷史的反向，引致憲政政權模式倒退回相對上原始及不穩定的政權模式。因此全球化對政權模式的發展可以有兩方面，甚至是相反方向的影響。
最早期全球化的發展是由西方列強在十五、六世紀至二十世紀的中葉，恃其科技優勢，並以其船堅炮利，在非、亞及美洲不斷開拓殖民地開展起來。因此最先看到全球化對政權模式的影響也是在軍事及政治方面。這種由外而來的力量，把西方以外的不少國家其本土的傳統權威政權模式摧毁。西方強國在殖民地所建立起的政權模式，主要是結合了武裝力量政權模式及制度化政權模式而成。
即使沒有淪為殖民地的國家，亦因受到西方列強的威脅，而也得被迫放棄傳統權威的政權模式，尋找新的政權模式，以能自強抗拒外悔。當西方各國經歷內部轉化而逐漸孕育出憲政的政權模式時，尤其是在二十世紀中葉以後西方各國在進行非殖化歷程中，它們都把自己的憲政政權模式也在殖民地建立起來。當這些殖民地獨立時，它們都是有著一個憲政的管治框架。
一些前殖民地在獨立後的確還能繼續其憲政，但也有不少前殖民地，因缺乏承托憲政的內在社會因素，更可能因憲政是由前殖民地宗主國所遺留下來，致使在管治層內外都產生一種抗拒的心態，令這些憲政的框架都很快就崩潰了。
在政治上更為了要抗衡西方的影響或滲透，替代的政權更傾向以集權的模式來進行管治，那都使政權模式在一些國家的發展反而因全球化在這方面的影響，而更偏離於憲政政權模式的發展歷史走向。同樣的情況亦出現在一些感受到由西方國家而來的軍事及政治威脅的國家。這現像並沒因殖民地時代告終而結朿，即使是到了現在，美國在阿富汗及伊拉克所作的影響，仍會是面對同樣的問題。
西方列強開拓殖民地主要是出於經濟上的原因，故全球化的影響也必然見於經濟層面。由西方列強建立殖民地開始，一個世界市場亦同時逐漸建立起來。由起始時，西方國家從殖民地及其他相對落後的國家輸入原材料，利用它們的廉價勞工，再輸出產品外銷到這些國家。到了現在，各國的金融市場亦在全球化的影響下而構建成一個相連的全球性金融市場。
由西方國家輸出的市場經濟，到由全球性的經濟組織如國際貿易組織及世界銀行為各國的市場經濟體制定下一些制度上的規則，都是會促向憲政政權模式的發展的。所有要加入這些全球性的經濟組織或希望得到它們的援助的國家，都必須進行政權模式的改革以建立一定程度的憲政基建。
但有些國家由於被迫開放國內市場，可能會使本國政權或國民的利益受到損害，會選擇抗拒這種全球化經濟上的影響。而要這樣做，通常也就是會採用權力高度集中的政權模式，以操控國內的市場及抵抗國際市場的入侵。但要合理化這種制度，以反市場經濟的意識型態來給與政權認受性是常用的方法。
全球化對政權模式第三方面的影響見於文化方面，而影響也是更加深層及長遠的。由西方文化所孕育的理性主義、科學主義、人文主義對全球的文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在這些思潮的影響下，產生了現代憲政所強調的價值如法治、民主、人權等。這些價值不單影響著各國的知識階層(尤其是那些曾到西方國家留學或生活過的)，透過網絡資訊，對普羅市民的影響亦逐漸擴大。這些價值都直接影響著不少國家對其政權模式的設計，使不少國家的政權模式都或多或少朝向憲政化。
但正如全球化在軍事、政治及經濟的影響一樣，這種全球化的文化影響亦會在一些國家產生內部的反彈。因這種全球化的文化會削弱、破壞甚至摧毀本土的文化，故有些國家以維護傳統的價值為由(無論是否源自宗教與否)，視這種全球化的文化只是西方文化的產物，而力加抗拒，連帶對全球化文化所標榜的法治、民主、人權價值，也看為是西方文化對傳統價值的挑戰，及西方國家對現政權的滲透。結果當然是不會採納憲政政權模式了。
政權模式的歷史走向是由前現代的統權威政權模式走向現代的政權模式。而較不穩定的現代的政權模式如武裝力量政權模式、魅力領袖政權模式及制度化政權模式都會朝向較穩定的憲政政權模式發展。綜觀全球化對政權模式的影響，雖有正面也有反面的影響，但仍是正面多於負面的。
因此若全球化是現代世界的大趨勢，那麼政權模式走向憲政亦會是一個大趨勢。雖然歷史走向的思維並不能告訴我們某一個國家在此時此刻其政權模式的設計應是如何，但在憲政的大趨勢下，無論其政權模式的現狀是怎樣的，在內部及外在力量所推動下，只要管治者及被管治者能理性地思考管治的問題，走向憲政政權模式只是時間上的問題。
在此基礎上，我們就能夠開始探討中國在古代、近代及當代的政權模式的發展路向了。

(八) 古代與近代中國政權模式的歷史走向

政權模式的歷史走向是由前現代的傳統權威政權模式走向現代的政權模式，再由較不穩定的現代政權模式如武裝力量政權模式、魅力領袖政權模式及制度化政權模式朝向較穩定的憲政政權模式發展。中國也可能不可以脫離這一條政權模式的歷史發展軌跡。
這條歷史軌跡，在西方來說，主要是由內在的社會因素轉變所催化而成的。這些內在因素包括了宗教的弱化、理性主義的興起、科學的急速發展、人文主義的抬頭及市場經濟的開拓。但對中國來說，這條歷史軌跡卻主要是由外在的因素所導引的，至少起先是如此。也可以這樣說，中國的政權模式是被西方列強的殖民主義強推進現代去的。當然之後的具體走向及步伐，必會仍是由中國的內在因素所主導的。
從歷史去看，中國幾千年的王朝，都是依偱著前現代的傳統權威政權模式的特點而發展。正如其他的傳統權威政權模式，這些皇朝都是以強大的武裝力量加上傳統權威而建立起來的。
在中國，天命就是最重要的權威源頭。天命是一種傳統權威，亦是體現在中國文化的一種宗教意識。所有皇朝，由商、周、秦、漢、晉、隋、唐、宋、元、明、清等大皇朝，以至當中一些短命甚或割據一方的小皇朝或王國，都是以天命所歸，來給與其政權認受性所需的權威。
在政權建立後，各皇朝的權力轉移的正統性除了是由天命所授外，會輔以另外由封建的血統繼承所產生的傳統性權威。中國人有所謂「出師有名」和「名不正言不順」的說法。那都是說到傳統權威所能給與武裝力量的正統性。
若皇朝的管治水平維持在人們所可能忍受的地步，皇朝的政權都可以依靠這種天命加血統的傳統權威，及武裝力量把任何反對的力量壓下去，以維持著那皇朝的管治權。
但若皇朝的管治水平低落到某一水平，使人們只難以在其統治下過得到活，那必會出現反對政權的武裝力量。若某武裝力量被接受為「替天行道」，而又能擊敗現有政權的武裝力量及其他的武裝力量，那麼這武裝力量就會取替現有的政權，建立新的皇朝。
中國幾千年的皇朝政權，實質管治是否能使人民過好的生活並不重要。偶爾有幾個皇帝能提供較好的管治水平，史學家就都給與他們好評，賦與良好管治之名如漢的「文景之治」及唐的「貞觀之治」。
傳統權威政權模式的特點是它會自我重複，那是指會由相同性質的政權替代原先的政權，而政權模式的本質卻維持不變。中國的皇朝歷史大體也是這樣。
中國幾千年的政權模式的歷史走向，是直至滿清皇朝結朿及民國建立才產生了根本的轉向。如上所述，這都是因著滿清皇朝受著西方列強的侵略，雖經過多次的改革，但仍不能扭轉管治上的弱勢。最重大的改革可算是滿清末期光緒年間的戊戌維新，那是皇朝式的政權自我求存的最後掙扎，但改革者因難以抵擋傳統權威的朿縛，且他們的管治意識仍未有根本的轉變，故仍是以失敗告終。
辛亥革命對中國政權模式發展對最大的突破，就是它結朿了傳統權威政權模式自我重複的特性，使中國的歷史走向再難以重覆過去幾千年的規律，把中國正式帶進現代去。當中最重大的變化就是權威的源頭已不可能再是天命加血統的傳統權威。袁世凱復辟的失敗意味著這條發展軌跡是難以走回頭路的。
但民國與國民政府所面對的問題，正如所有進入現代的政權一樣，那就是這些政權都缺乏穩固的權威源頭，以替代已失落了的傳統權威。孫中山先生提出的三民主義，即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可以說是最具備憲政精神的中國本土思想，當然孫中山先生亦是受西方思想影響而發展出這一套理念。
若能實踐出來的話，那應能給與新中國的政權穩固的權威源頭。但以民國初建時的中國社會及人民的狀況，從管治集團(包括了技術官僚、政客及掌握武裝力量的軍人)至普羅的國民，憲政都是遠超他們所能承托的意念。即使孫中山先生他自己也不能不以其他的現代政權模式作為建立憲政的過渡模式。
因此在進入現代後，首先最容易出現的政權模式必是那些那些不太穩定的現代政權模式，而不會是憲政政權模式。而最先產生的就是武裝力量政權模式，那是純粹以武裝力量來維持其政權的政權模式。在民國初期出現的軍閥割據，正好引証這種現象。即使到了蔣介石的國民黨政府成功北伐，在起始時所建立起的也只是一個較具規模的武裝力量政權。
蔣介石是否算是一名魅力型政治領袖要留待歷史考考証，但至少國民黨政府有嘗試突破單純的軍事政權，而建立起一套制度化的管治體制。很可惜的是這一種由武裝力量結合魅力領袖及制度化的政權模式，實際的管治水平仍是非常低落，而最終都只能依靠武裝力量去免強維持著。
直至國共內戰，中國共產黨差不多像以前的反對力量般，打著替天行道的旗號；亦有著一些在他們管治地區的管治實績，能給全國人民一點兒信心；再能以其武裝力量擊敗國民黨政府的軍隊，取得整個中國的管治權；建立起新的共產政權，管治的惡劣情況才可算是初步穩定下來。
中國是歷史最悠久的國家之一，但其進入現代的時間卻是很短，只有大概一個世紀的時間。如上所述，中國進入現代是在未有準備下，被外力所推進去的。雖然有少數的政治領袖受到西方思想的影響，有著帶領中國走向現代化及憲政化的夢想，但中國社會及人民，在缺乏如西方社會所經歷過數個世紀的社會及文化轉化，要走向憲政的路還遠。

(九) 當代共產政權的權威及管治危機

共產政權結朿了辛亥革命後的混亂時代，把中國重新納入一個相對穩定的管治體制，而到現在為止其政權仍能得以維持。但在過去近六十年的時間，共產政權維持政權及管治的依據及方法亦有所轉變。
一、共產政權對當代中國最大的影響就是引入共產主義這一套超越性的意識型態來作為其政權的權威源頭。共產主義雖有科學的外衣，但在現實政治中，它卻帶類近天命在傳統中國的宗教意識的作用，為共產政權提供一種相似的權威源頭。共產主義在建國初期對共產政權的認受性的作用是非常大，而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時候，更可以說是到了最高峰的階段。
但在文革後，鄧小平上台推行開放改革，他的「黑貓白貓論」或「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都只是以不同的說法去捨棄共產主義。其實也不到共產政權有甚麼選擇，而是經歷過文革，共產主義已完全破產，根本不能再為共產政權提供甚麼認受權威，反而可能是在管治上的一種負資產。
二、上面說到文革時共產主義為共產政權給與認受權威最大的時候，但很吊詭地，這段時期也可能是最低的時候，因為那時期共產政權主要是以毛澤東個人的政治魅力而非共產主義本身來維持。毛澤東的權威甚至到達神的地步，這也是宗教的傳統權威源頭與政治領袖個人魅力的權威源頭在現實上常會相互越界的例証。
到鄧小平上台，他當然也具有作為政治領袖的個人魅力，但在性質及程度上，他與毛澤東已是很不同，至少他不可以一個人說了就算，在黨內他還要平衡不同勢力。雖然鄧小平的思想對未來幾十年的管治，直至現在仍是有著指導性的作用，但共產政權也不能只建立在鄧小平個人的權威之上。
鄧小平之後，江澤民可能也希望有前人一樣的個人權威，但基於個人的歷史及素質，也因著中國社會經歷過文革和改革開放，那都是沒有可能做得到的了。尤其是在改革開放後，理性主義、科學主義、人文主義在全球化的影響下，也正在改變著中國社會及人民，使中國社會再出現政治強人的機會減少。
到了現在的胡錦濤，或是下一代的共產政權領導人，他們都肯定再難以如毛澤東或鄧小平那樣，以個人的政治魅力來維繫共產政權，反而是他們的權威是要來自共產政權本身。但共產政權在沒有了共產主義作宗教式的權威源頭，那共產政權還可以依靠甚麼呢？
三、共產政權維持政權的根本方法就是依靠其制度化的國家管治體制。在建國初期，共產黨推行了多項的社會改革如土地改革和人民公社，那的確可以為混亂多年的管治體制，帶來了穩定及有序的作用，人民的生活也能有實質的改善，為共產政權在早期產生了認受的權威。
但由於意識型態及政治領袖的主觀意識，急進的改革如大躍進及違反人性的文革，都把這制度化的管治體制及由其而來的認受性徹底破壞了。因此，鄧小平在七九年後要重建國家體制及推行開放改革，這也是共產政權為了自我求存，在沒有其他選擇下的唯一出路。
過去近三十年的改革開放，的確也為共產政權重新建立起一套制度化的管治體制，使整體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令共產政權的認受性得以維持。但同一時間，由改革開放所帶來的改變，亦同時產生著副作用，使共產政權在未來的日子未必可以單單依靠現有的政權模式維持下去。
由改革開放所帶進中國的市場經濟已在整個中國生了根，亦已改變了整個中國社會的結構。中國人民透過在市場中自由地進行各種的交易，令中國人民在經濟上享有了有史而來最大的自主權。中國人民在經濟生產上的類型及性質也變得非常多樣化，而當經濟活動變得愈來愈多元、多變及複雜的時候，不同的人在市場因而有著很不同的利益，相互存在更多及更深的矛盾及衝突，那都會使現在的中國的管治環境，變得難以掌握及駕馭。共產政權的管治技術官僚普遍缺乏應付這種現代社會複雜及多變狀況的能力。
再者在現有的共產政權的管治體制下，缺乏有效的途徑讓人民可直接參與管治，或就著管治表達他們的意見，令管治官僚脫離群眾，使政策往往不能充份回應人民的真正需要。再者，管治官僚亦缺乏權力制衡，那亦產生了官僚貪污腐化的問題。
這些原因使共產政權不能再依靠現在這種由上而下的管治模式。但在未作出任何政權模式的改變前，共產政權只能寄望整體的管治水平能在現有的管治體制下不會崩潰。這也可解釋為何在礦難及雪災後，領導人都要走到群眾面前認錯。或許這是在現階段未找到實質提升管治水平的方法的情況下，共產政權唯一可能做的政治公關工作，使共產政權的權威不會因管治失誤而受過大的衝擊。
在政權模式的歷史走向下，共產政權沒有其他選擇，在未來不太長的日子，必須能夠尋找得到政權模式的改變，以面對愈益嚴峻的權威及管治危機。

(十) 中國發展憲政的可能性

總結來說，當代中國共產黨政權以其制度化的政權模式，面對三方面的權威及管治危機。一、共產政權過去依靠由意識型態所產生的權威，隨著文化大革命後共產主義的破產而失落了。二、隨著上一代政治領導人如毛澤東和鄧小平的逝去，新一代的領導人再沒有相同能量的個人政治魅力來為共產政權產生認受的權威。
三、經歷過三十年的改革開放，人民的意識及社會結構和利益關係產生了根本的變化，令管治的環境變得非常複雜和充滿了不同層次的矛盾，使共產政權現有建立起制度化的管治體制，未能足以解決眾多的管治問題及維持其管治的水平在可接受的程度。
按著政權模式的歷史走向，長遠來說，中國的政權模式必然會走向憲政化，雖然具體的時間和方式仍會受當前的一些情況所決定。從憲政政權模式的歷史軌跡去看，中國走向憲政可能有三條路向。
第一條路是由外在的因素所促成。由外在因素所促成的憲政可以如一些非洲國家，由前殖民宗主國為其建立起憲政的管治體制，也可以如新近獨立的科索沃，由西方強國給與具體、道德及外交上的支援而建立起憲政的體制。較間接的是西方的意識型態透過全球化的影響而改變一個國家的人民，而促使他們在內部挑戰現政權的管治權威。
以垷在中國共產政權的國力，由前兩種外在因素而促使中國走向憲政的機會應不太大，而共產政權最擔心的就是第三種較間接的外在影響。但問題是要維持其管治不跌至會產生內部政權崩潰的水平，共產政權必須繼續推行改革開放迎向全球化。故全球化的影響也必會伴著改革開放而無可避免地增加。
共產政權很難只讓全球化對其政權有利的影響在國內出現，而把不利的影響排除出去，雖然共產政權是希望也努力這樣做，但結果是它只能把全球化的影響照單全收。歸結的問題是在短期或長期來說，全球化對共產政權維持其政權總體所產生的影響是正面還是負面。
第二條路是從內部由下而上所促成。簡單去說就是人民力量把現有的共產政權及政權模式推翻而建立起憲政政權模式，並按這新的政權模式成立憲政政權。在過去的幾十年，不少亞、非、美洲及東歐國家的憲政都是經歷這種方式建立起來。
說這是由內部因素產生的憲政並不盡對，因在很多的具體個案，內部的情況如人民的意識或多或少都可能是受到國外的思潮影響，或社會的管治情況及人民生活水平是受外在的因素所影響而變得非常惡劣，才會導致人民要去改變現有的管治體制來求變求存。
說這是由下而上的內部轉變也不盡對，因很少具體個案是能單靠人民力量就可改變整個政權模式，很多時候現政權內部的一些掌握權力的人，尤是掌握著武裝力量的政治領袖，基於各種原因同情人民的訴求，而導致原政權的崩潰。
但要從內部由下而上的去改變政權及政權模式，管治的狀況必須惡劣到一個相當嚴重的地步，使人民難以容忍下去，而必須採取積極的行動去改變以求存。因此，即使現政權的管治很差劣，但只要程度還未超越人民難以容忍的界限，現政權是可以消極地維持下去一段不短的時間。
以這種方式改變政權及政權模式，如第一條基於外在因素而作出改變的路一樣，都沒有保証所產生的憲政政權模式能持久發展下去。足以推翻現政權及政權模式的內部狀況，未必足以支持憲政的維持。憲政的歷史反向亦可能出現，即在建立憲政的體制後，憲政的體制會因為缺乏內部因素的承托而崩潰。因此，由這而產生的憲政仍會是不穩定的。
對共產政權來說，這一條憲政之路是它最不想看見的。但在不改變政權模式的性質的前提下，它在現階段所可能做的只是透過武裝力量壓制所有挑戰其政權的人民行動，並儘可能使管治水平不至於太差劣，以使政權能消極地維持下去。但愈是使用武裝力量去壓制反對聲音，在愈益多元及複雜的社會環境下，政權的認受性就只會愈是下降。在以後所受到的挑戰亦只會是愈來愈大，直至這政權不再能敵擋得到。
但還是有第三條可走向憲政的，那就是在內部由上而下去作出憲政的改革。這也是說由共產政權自己來開始建立中國的憲政政權模式，主動積極去解決其所面對的權威及管治危機。這一條路對共產政權本身及整個中國來說可能都是最有利的。
這樣做，共產政權可以自行選擇時機去開展憲政改革，而選取的憲政形態亦可以在其主導下來決定，那都會使共產政權在中國進行了憲政建設後，能繼續掌握管治權的機會大大增加，雖然其所處的政權模式已是不同，其與被管治者的關係亦會從根上不一樣。但因憲政所能給與其在現政權模式下所沒有的權威，其管治應可以更順暢。
能承托憲政的內在條件，亦可以有序地逐步建立起來，令憲政能在中國生根的機會增加，也會減少若共產政權崩潰，中國會陷入更大混亂的可能性。
但要走這一條憲政之路，那是需要共產政權內部尤其是領導層，能具有超越現狀的視野，不著眼於短期及自身的利益，而是能看得到推行憲政建設，對共產政權與及整個中國的長遠利益，都是一個合乎理性的抉擇。
他們並必須有成熟的手腕去處理政權內外不同利益集團在進行憲政改革時的衝突，並有完備的計劃去推動內部社會因素的演進，及編排體制改革的不同階段，以使整個憲政改革能有序及和平地，亦符合憲政精神本身的要求來進行。
因此憲政能否在中國建立起來，至少要在最低程度的混亂下去建立起來，一個關鍵因素就是共產政權下一代的領導人是否具有憲政的視野了。問題是他們是否能有著這一層次的認知。